海南文化网：槟榔滋味绝媚妩

海南文化网：翻开海南的历史图卷，秀美挺拔的槟榔树始终占据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位置。

自汉唐时起，槟榔就开始出现在《异物志》、《岭表录异》等古籍关于海南的记载中，为岭南珍异之一；从宋元迄至明清，槟榔始终是历代海南经济作物中的支柱产业，其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等相关环节不断发展，产品行销岛外乃至国外，相关税收支撑起海南地方财政。近日海南日报推出了槟榔产业发展系列报道，海南周刊将从中国古代和近现代的槟榔经济、槟榔的药用价值、文化价值等方面来探讨岭南珍宝槟榔这一古代时尚嗜好品在今时代的变迁和演绎。

在海南经济史专家、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授陈光良的研究中，这幅图卷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自汉唐时起，槟榔就开始出现在《异物志》、《岭表录异》等古籍关于海南的记载中，为岭南珍异之一；从宋元迄至明清，槟榔始终是历代海南经济作物中的支柱产业，其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等相关环节不断发展，产品行销岛外乃至国外，相关税收支撑起海南地方财政。

“要说海南古代经济的特色是什么，哪样产品对全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作为海南人，陈光良经年思考研究的结论就是槟榔：“堪称古代海南的拳头产品。

一部历史

槟榔滋味绝媚妩

公元1097年，也就是宋绍圣四年，海南迎来了改变当地文化发展的重要人物——苏东坡。这一年7月，他被贬到儋州，当地人见面就以槟榔来招待他，而他也留下了《食槟榔》等歌咏槟榔的诗作。诗中写道：“面目太严冷，滋味绝媚妩”。

从“面目太严冷”的青黑果实，到“滋味绝媚妩”的待客佳品，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槟榔的作用与价值，并衍生出蓬勃发展的消费需求。对此，陈光良在他的专著《海南经济史研究》中专辟了“槟榔经济”一章予以详细的考证与描述，在琼州学院教授黎雄峰等著《海南经济史》中也多有记述。

槟榔，一般认为原产地在今天的马来西亚，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广泛传播栽培。中国古籍中至少在汉代就已经对槟榔有了记述，称其为岭南地区的“珍异口味”。作为一种热带植物，直到今天，中国的槟榔主产区仍只有海南、台湾两座岛屿，而开发相对较早的海南，应是中国古代最早栽培槟榔的地区。

不过，直到汉唐，海南仍然是“边地初郡”，生产力低下，商品贸易落后，无论出产、赋税均无形成产业的主打“拳头产品”，对中央王朝的贡赋以“海外珍异”为主，如珍珠、玳瑁、吉贝（黎族土布）等特产和手工业产品，槟榔也是其中之一。

此时，古人对槟榔的认识主要是防治疾病的效用，包括“辟膻、消食、去虫、除瘴”等，特别是强调“御瘴疠”的药效。当时岭南地区开发程度不高，北方移民多有染“瘴疠”而死者，成为岭南移民开发的一大阻碍。因而，能够预防“瘴疠”的槟榔，以其药用价值需求渐增。与此同时，古人也发现“槟榔可以忘忧”，这与今人吃槟榔的原因相同。槟榔逐渐从一味南药、一种珍味，演变为日常生活中的嗜好品，并走出海南岛。

陈光良表示，到了苏东坡生活的宋代以后，关于槟榔消费的记述已明显侧重于嗜好品的享用特征，甚至有“以槟榔为命”之说：“食久，顷刻不可无之，无则口舌无味，气乃秽浊。”

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述，宋代中国岭南地区的槟榔消费风气已经极盛。在当时的广州，“中下细民，一日费槟榔钱百余”，“不以贫富、长幼、男女，自朝至暮，宁不吃饭，唯嗜槟榔。”

到了明清时期，槟榔消费在前代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不仅消费范围扩展到北方的达官贵人，甚至成为了一种流行消费品。据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所载，北京人也吃一种干槟榔，“杂砂仁豆蔻，贮荷包中，竟日细嚼，唇摇齿转。”

从宋到清中期，槟榔始终是海南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早在宋代，就有“非槟榔之利，不能此一州也”的说法。《海南经济史》认为，宋时琼管征收过海商人所贩的槟榔商税就占每年海南商税的一半。仅运到广州一地被征收的槟榔税就达“数万缗”，其余“诸处所收，与人之所取，不可胜记矣”。到了清代，据道光《琼州府志》列举的全岛各州县税收情况统计，“榔椰税”占全岛税收的37%，也是最多的。

“海南槟榔在古代一开始是作为药材采摘种植，用于防瘴治病；自宋代以后，逐渐演变成风糜岭南闽蜀、甚至京城的时尚嗜好品，因此而产生了巨大的市场需求。”陈光良认为，这些消费需求的发展变化，对海南乃至大陆广大地区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种文化

金斛盛来红茸香

“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

这句子来自南唐后主李煜的词作《一斛珠》，一般认为是描写其与妻子大周后的情感，道尽了沉浸在爱情中女子的可爱之状。但对于“红茸”的解释则有争议，有认为是红色绒线的、有认为是樱桃等红色水果的，但从描写的动作来看，应是槟榔更为贴切。

今天，嚼食槟榔的以男性居多；但在古代，女性吃槟榔蔚然成风。

“两颊红潮增妩媚，谁知侬是醉槟榔。”苏东坡的诗句，准确描写了女性食用槟榔后的情形。因为“醉槟榔”效应，许多人在吃槟榔后两颊出现红晕，就好像抹上了一层胭脂，这在化妆品数量很少且价格昂贵的古代，不啻为一种天然的化妆品，为爱美的女性增色不少，再加上槟榔的兴奋作用，和“除瘴、消食、下虫”等保健功效，槟榔作为一种古代的时尚消费，在相当范围内广泛流行开来就毫不奇怪了。

消费的流行，推动了海南古代槟榔产业的发展，也使槟榔逐渐演变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元素。“在巨大的市场需求下，经历了千百年的岁月孕育，最终使槟榔这一土产俗果演化为岭南文化的特色元素。”陈光良说。

自唐至清，一千多年的中华文化史上，许多文学家的创作中都有槟榔的身影。以诗词为例，除了苏轼和李煜，唐代的李白、白居易、元稹，宋代辛弃疾、陆游、黄庭坚、杨万里，明代丘浚、汤显祖等都有关于槟榔的诗作。

在这些诗作里，槟榔常用金盘、金斛、金碗等器具盛放，明显是古代的高级“零食”。李白诗《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中就有“何时黄金盘，一斛荐槟榔”的句子，元代杨维桢、宋代晁补之等人也有“金盘荐我生槟榔”、“槟榔贮金盘”等句子。

这里还有一个典故，据《南史·刘穆之传》记述，南朝大臣刘穆之年轻时家贫，常去身为士族的妻子家“蹭饭”，还要槟榔吃，被小舅子们讥讽：“槟榔是消食的，你常常挨饿，要槟榔干什么！”。后来他做了高官，摆宴席请小舅子们，饭后又用金盘子端了满满一盘子槟榔上来。这个故事，后来被编成戏剧《槟榔记》，成为“心胸宽广，不计前嫌”的代名词。

到了明代，叶权在《游岭南记》中说，潮州等地“口红齿赤为富贵子，盖槟榔不离口也”；而广州城中少年英俊的公子哥儿束金带、跨骏马、嚼槟榔，槟榔已经成为一种炫耀性消费了。

《红楼梦》第六十四回里，就描写了贾琏借口要吃尤二姐的槟榔调戏她的场景。可以想见，海南出产的槟榔，越往北则价格越高昂，到得京城，就是大观园里贵族的享用了。

上千年流行的潜移默化中，槟榔逐渐融入文化与民俗。《海南经济史》认为，在宋代以前，槟榔已经成为黎族人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并形成了槟榔待客的习俗。这一习俗也影响到汉族移民，且逐渐向内地扩散。《岭外代答》中记载，在宋代，从福建、四川到广东、广西等地都流行吃槟榔，“客至不设茶，惟以槟榔为礼”。槟榔进入南方地区家庭的待客礼俗。

明代《正德琼台志》中则记载，在海南，有客人来访，必先用槟榔向主人表示敬意，主人也要拿出槟榔待客致谢。媒约婚礼更必用槟榔做为信物，形成一套约定俗成的礼仪。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描写了这种习俗：“而琼俗嫁娶，尤以槟榔之多寡为辞”。有钱人家的聘礼，槟榔多的可达一百斤以上，少的也要二三十斤；而穷人家的聘礼，也要槟榔四两半，才能定下亲来。屈大均还记述，在广西人的“定命礼”和广东人拜祭鬼神中，都要用槟榔。

反过来，融入文化与民俗，令海南槟榔的需求量进一步增大，真正成为海南的“品牌产品”、“拳头产品”。

一个产业

小小槟榔利琼州

三亚博物馆里，保存着一个崖州出土的明代大铁权（秤砣），上铸“崖州天后宫槟榔码重一百觔”字样，重达一百斤，足见当时槟榔贸易的繁盛。

在海南经济史上，最富盛名的特产包括珍珠、香料、吉贝布等，但为何他们没有形成盛销广大地区的“拳头产品”？陈光良认为，这些特产或出产稀少，或工艺繁复，只能成为皇家或少数贵族享用的“奇珍”。而槟榔，在海南形成了从生产、加工到包装、转运、销售的“全产业链”。

《海南经济史》认为，宋代黎族地区已经出现大规模槟榔种植园，“漫山成林”；元明时代则出现了“千棵槟榔园”；到了清代，甚至出现了植树数万棵的大规模的槟榔种植园，从管理到收获都雇佣农工，园主依靠长期经营赚取投资利润，其投资规模和雇工方式，已经初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了。

发现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斩对村的一块清朝嘉庆年间的石碑表明，当地黎人已经将槟榔园作为重要遗产继承，并且需要雇工管理，槟榔果收入不菲。同时，槟榔园还要交纳槟榔税，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财源。

明《正德琼台志》选录了一组“槟榔诗”，从中可以发现海南槟榔种植和经营的许多信息。比如，为了减少中转环节，降低销售成本，提高赢利，尤其槟榔果加工需趁季节采摘加工才能迎合嗜好者口感，众多商贩们想方设法在收获期到产地直接采购，竞争激烈。所谓“小贩纳税月，巨商守藩篱”，“海贾寻村远问津”，为的是及时装船起运。

为了适应不同的口味，古代海南人将槟榔加工为不同的产品再销售。根据宋人记述，“春取之为软槟榔，鲜极可口；夏秋采而干之为米槟榔；渍之以盐为盐槟榔；小而尖者为鸡心槟榔，大而扁者为大腹子。”海南人还发明了一种替代蒌叶的配料，解决了蒌叶保鲜期过短之虞，使槟榔能销售到更远的地方。

到明清两代，随着槟榔贸易的繁茂，在海南形成了专门的槟榔批发市场和商人会馆。当时，到海南贩卖槟榔的以高州、五邑两地商人为主，他们把大米运到海南销售，同时采购槟榔运销岛外赚钱，分别在海口、三亚建立了高州会馆和五邑会馆。

陈光良还指出，到清代，海南槟榔还逐渐转向交趾（越南）、扶南（柬埔寨）等地出口，在面对烟草等新的嗜好品竞争下，海南槟榔经营者随机应变，转而开拓国际市场。

陈光良认为，海南历史上槟榔产业的发展，有几点值得肯定：一是槟榔的种植、加工、包装、运输、销售等一系列生产经营，环环相扣，周转顺畅，同时岛内岛外密切配合，交通流通相得益彰，这是海南槟榔营销的成功之处，尤其值得后世借鉴。二是为了适应消费者的不同口味及药用特性，在采摘、制作等环节形成了一套精细的加工技术。三是槟榔在全岛各市县普遍种植且成林成园，形成一定的规模经营，产量质量有保证。

“一种商品通过它的需求效应，刺激生产者扩大生产，吸引众多商贩投资营运，既能在市场获利，又成为当地财政税赋的重要来源，而且其市场生命周期维持上千年之久，这在海南经济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对今天也不无启示和借鉴。”他说。（根据2014年12月1日海南日报记者彭青林报道稿件整理）

海南槟榔经济曾兴盛千年：

数据槟榔

清代道光年间“榔椰税”占全岛税收的37%，位列各税种之首。

清代有槟榔习俗的省份近20个，到了解放初期，只剩下海南、台湾、湖南等少数地区。

海南槟榔种植1987年突破10万亩，2000年突破40万亩，2005年达71.5万亩，2010年突破100万亩，2012年达128.8万亩，2013年达136.3万亩，仅次于橡胶，关系着20多万农户的收入。

在湖南，2003年全省槟榔销售额为13亿元，而2011年达到50亿元，2013年突破60亿元。而在全国，销售额已达400亿元。

从秦代开始，槟榔就以“防瘴杀虫”的药用功效闻名；自宋代以后，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嗜好品而畅销岭南闽蜀以及内陆大都会，甚至有“以槟榔为命”之说，此外，槟榔也被用于结婚、交友等社交礼节上。《红楼梦》中也有关于槟榔的细节描述，可见清代的江浙一带就有吃槟榔的风俗或习惯，而那些槟榔，很可能是来自海南岛。

就经济方面而言，槟榔自古以来就是海南的拳头产业，其兴盛一直从宋元维持到清末，清代道光年间“榔椰税”占全岛税收的37%，位列各税种之首。直到近代，海南槟榔才因烟草进入中国而一度萎靡，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又迎来第二次发展机遇。

曾经是小商贩们蜷缩于街头巷尾维持生计的行当，现在却成为了海南、湖南两个省份的重要产业之一。

槟榔自古以来就是海南的拳头产业，其兴盛一直从宋元维持到清末，清代道光年间“榔椰税”占全岛税收的37%，位列各税种之首。直到近代，才因烟草进入中国，一度沉沦。

上世纪80年代初，槟榔产业迎来第二次发展机遇。在湖南，槟榔加工业迅速发展，至今产业近300亿元，带动近40万人就业；而在海南，槟榔种植面积达136万亩，一跃成为仅次于橡胶的海南第二大热带经济作物，关系着20多万农户的收入。

明清时期：槟榔成海南拳头产业

槟榔，自秦代就以“防瘴杀虫”的药用功效闻名；但自宋代以后，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嗜好品而畅销岭南闽蜀以及内陆大都会，甚至有“以槟榔为命”之说，此外，槟榔也被用于结婚、交友等礼节上。

在《红楼梦》第64回就记载，（贾琏）因见二姐手中拿着一条拴着荷包的绢子摆弄，便搭讪着往腰里摸了摸，说道：“槟榔荷包也忘记了带来，妹妹有槟榔，赏我一口吃。”二姐道：“槟榔倒有，就只是我的槟榔从来不给人吃。”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授陈光良认为，宋代以后，槟榔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从平时防瘴治病的药材扩展为老百姓日常享用的嗜好品，甚至是象征身份的奢侈品，接而形成千家万户交际应酬的礼品，其市场容量和消费需求之广，促使海南槟榔果完成了从产品到商品的性质转变，兴盛起来。

海南槟榔产业两旺对广东、福建等地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陈光良在《海南槟榔经济的历史考察》中写道：“为了‘岁过闽广不知其几千百万’之槟榔的采购、加工、储运和分销，不知有多少行脚商、经纪人和海商车夫，常年奔波于琼岛各县，长途贩运于粤海闽等地。”

史学家认为，海南岛四面环海，海南槟榔主要是海运。北海、海安、雷州、赤坎、江门、广州、潮州、泉州等滨海港埠，先后成为海南槟榔的主要集散地。乾隆年间，雷州港“往来商贾辐辏”，有专营海南槟榔批发的商家成行成街。

清代吴者仁在《槟榔赋》中记有“揽艨艟，屯箱轴，舟交樯，车击毂。或鸥浮巨海，数日直抵江门；或足捷长途，经旬乃至梅菉。”海南槟榔经包装过海之后，从水陆两路分销岭南各地的情形。

受到市场的刺激，明清时期，海南槟榔种植面积曾达到一个高峰，不仅“耕种之暇，凿山种榔”，而且还出现与粮争地现象。据清代道光《琼州府志》列举的全岛各州县税收情况统计，“榔椰税”占全岛税收的37%，是最多的。

清末民国：海南槟榔逐渐萧条

但是到了晚清民国时期，槟榔习俗呈现明显衰减之势。

民国浙江籍作家吴云心就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曾听过我的祖母说，伊曾经啖过许多的槟榔，又说我的父亲和伯父们都曾啖过不少，不但包冬瓜糕时才得到这些香福，就是平时也常把它来咀嚼的。可见这种风俗，在我辈出世后，才渐渐变了呢。”又说，“当人们家里做好事而要告诉亲戚不必送贺礼时，常拿两个槟榔去送给亲戚，现在槟榔少了，已用橄榄来替它了。”

综合多位史学家的研究，清代有槟榔习俗的有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福建、浙江、江苏、台湾、湖南、北京、四川、贵州等近20个省份，而到了解放初期，只剩下海南、台湾、湖南等少数地区。

随着嚼槟榔的习俗衰减，海南槟榔产业也受到冲击。特别是海南岛被日本侵占之后，百业凋零，槟榔被大量砍伐，到解放初期的1952年全岛槟榔仅有1.58万亩。（据《海南省志·农业志》）

陈光良则认为，海南槟榔经济从清代中后期走向衰退，其主要原因是封建社会经济衰落，民不聊生，再加上外国商品大量倾销，鸦片烟更首当其冲，与此同时，烟草种植和消费也在粤闽两地流行起来。作为嗜好替代品，香烟消费比之槟榔愈显时尚，造成嗜食槟榔者日趋减少。而槟榔作为药材仅为中成药的一味配方，其功能和需求量也逐渐弱化。

从1952年至1980年，海南槟榔一直处于弱势产业。据《海南省志·农业志》记载，1958年曾发动种植到2.7万亩，收购量达2.7万担，但是由于“左”的路线影响，价格低，种植槟榔收益比其他经济作物低，因此，新种的管理不好，原有的又遭乱砍乱伐。“屯昌县中坤农场一次砍去槟榔4000多亩。”

1980年上半年，海南曾对槟榔做过一次普查，定存14310余亩，其中有产面积4000亩，还未达1952年生产水平。

1980年代：琼湘槟榔“第二春”

虽然，槟榔习俗在全国大多数地区衰减，但是在湖南湘潭和海南仍然保留完好。

在海南，一直维持着自古以来的食用方式，槟榔鲜果加荖叶和贝壳灰一起咀嚼。小商贩们（大部分为老妇），搬着一个小凳子，坐在街道的拐角或树下，一边用荖叶涂上贝壳粉包裹槟榔鲜果，一边售卖。

在湖南，“早期的湘潭槟榔是用石灰加糖熬成浆，涂在槟榔外表制成，被称作‘石灰槟榔’，后改为用酒、糖精浸泡后，点上桂子油、薄荷油之类的香料，称为‘改良槟榔’。”在湖南湘潭从事槟榔业的陈坚强介绍，到上世纪80年代以前，湘潭槟榔的销售，就是一把菜刀、一个盆子、一块砧板，蜷缩于街头巷尾的小商贩们维持生计，全市制作经营的不上百户。

无论是海南还是湖南，这两种销售模式均没有形成产业。

但是，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1981年至1991年的10年间，湖南湘潭槟榔作为一种生产力，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湘潭全市槟榔加工经营者发展至4000余户，年销售槟榔达700余吨，销售金额达5000万元左右。

1993年，湖南槟榔生产加工形式上突破传统的小作坊式手工加工作业，形成规模经营。并在品种，品质上有所突破，使用真空包装、枕式包装等。仅在湘潭就涌现出以皇爷、胖哥、小龙王、宾之郎、伍子醉为代表的近20家现代化槟榔加工企业。

在槟榔加工厂的市场营销下，嚼槟榔习俗开始走出湘潭，遍布全湖南，逐渐向全国20多个省份“蔓延”。在湖南，2003年全省槟榔销售额为13亿元，而2011年达到50亿元，2013年突破60亿元。而在全国，销售额已经达到400亿元。

在市场的带动下，海南槟榔种植面积开始逐渐扩大，1987年突破10万亩，2000年突破40万亩，2005年突破70万亩达71.5万亩，2010年突破100万亩达103.8万亩，2012年达128.8万亩，2013年达136.3万亩，已经成为全省20万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根据2014年12月1日海南日报记者况昌勋报道稿件整理）

槟榔，千年南药之首

有的南药品种之一记者李幸璜摄

“槟榔二两，白术三两，麦芽二两，砂仁一两。俱炒燥为末。每早服三钱，白汤调服。”这是清代著名医书《医学正宗》中记载“治脾胃两虚，水谷不能以时消化，腹中为胀满痛者”的药方。

槟榔，《药录》名“宾门”，《本草纲目》称“宾郎”，《药谱》叫“洗瘴丹”，《本草汇言》曰“大腹子”……自秦以来，槟榔就位居四大南药之首，其“消谷逐水，杀三虫，疗诸疟，御瘴疠”的药效更是为历代医者认同。

时至今日，槟榔也是中药中重要的药品。同时，也有科研团队研究出槟榔更多的药用价值。例如，以槟榔碱为先导的新型莨菪类化合物具有促智作用，作为治疗阿尔茨海默病（一种常见的老年性痴呆）的新药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中国槟榔有10多种，其中主要栽培有三种。一种叫“马槟榔”，明清时期在云南省部分地区有种植，为白花菜科山柑属，木质藤本植物。第二种叫山槟榔，为棕榈科山槟榔属，据称主要分布在广东罗浮山地区，记者曾在海南儋州市南丰镇也有看到。第三种叫槟榔，也叫大腹槟榔，为棕榈科槟榔属，现在海南种植的槟榔即为此品种。

槟榔的千年药史

海南岛上，黎族先民自古就有嚼槟榔的习俗，现代专家认为，这或许是因为海南炎热，生活在原始森林中的黎族先民，为抵御岛上瘴气而嚼食槟榔。

槟榔南药之首的地位，从秦朝就已开始。相传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后，开始征百越，但南方炎热，并多原始森林，瘴气致军营中瘟疫横行。后在当地人的指导下，嚼槟榔，御瘴气，祛瘟疫。

此后，槟榔作为预防瘴气的中药从南传到北，并且通过历代医者研究，发现了更多的药用价值。魏晋年间成书的《名医别录》记载槟榔：“气味辛温无毒，主治消谷，逐水除痰，澼杀三虫，伏尸寸白”，就将槟榔的药用价值延伸至治疗胆道蛔虫、血吸虫、消化不良以及腹胀等疾病。

到了唐代，槟榔还被广泛用于水肿、脚气、痰癖、生肌止痛等。如唐《脚气论》就说，槟榔可“治脚气壅毒，水气浮肿。”《唐本草》又记，“敷疮，生肌肉止痛。烧为灰，主口吻白疮。”

而到了五代十国时期，槟榔的保健作用已被提出。这个时期的一本著名医书《日华子诸家本草》记载称，“（槟榔）除一切风，下一切气，通关节，利九窍，补五劳七伤，健脾调中，除烦，破癥结，下五膈气。”

所谓“五劳七伤”：“五劳”是指，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七伤”是大怒气逆伤肝，忧愁思虑伤心，恐惧不节伤志，大饱伤脾，寒冷伤肺，强力举重久坐湿地伤肾，风雨寒暑伤形。也就是说，槟榔可以调节日常生活中所出现的一些不适症状。此外，还可以健脾调中。

古人不仅发现了槟榔果实的药用价值，槟榔花也有药用功效。《中药志》记，槟榔花“为芳香健胃、清凉止渴药。”而《广东中药》称，“与猪肉煲汤，治疗咳嗽。”至今，槟榔花瘦肉汤和槟榔花煲猪肚仍然是海南特色品菜。

槟榔治病的故事

“槟榔越嚼越有劲，这口出来那口进，交朋结友打园台，避瘟开胃解油性。”这是一首流传在湖南街头巷尾的民谣。距离海南千里之外的湖南，并不种植槟榔，为何有如此深厚的槟榔文化习俗？

从事槟榔行业的湖南商人姚国庆说，湖南人吃槟榔应该源于湘潭，已有三百余年历史了。关于湖南嚼槟榔的起源，有许多传说故事。而这些传说，均与槟榔的“神奇疗效”有关。

《湘上痴脱难杂录》记载：明末清初，湖广总督何腾蛟与李闯王夫人及其部将联合抗清。由于督师的将帅不团结，削弱了抗清力量，何腾蛟为了解决矛盾，带领人马从衡阳来到湘潭，与清军相遇。时值，顺治六年初，清握金亲王因湘潭人民助何抗清，下令屠城九日，杀得湘潭尸横遍地，不下十万，所剩户不上三四十，人不满百口。其时有安徽商人，程某来潭，得知老僧收白骨，以嚼槟榔避秽，才得以解除瘟疫之害，重整家园。

又有一说法：清乾隆44年（公元1779年）湘潭大疫，百姓多患鼓胀病。县令白景（广东人）谙医理，明药性，便将药用槟榔分给患者嚼食之，病疫居然消失。

无论哪种传说，均说明，现在我国嚼槟榔习俗最为兴盛的海南和湖南，均是起源于槟榔的药用价值。

现代医学中的槟榔

进入现代，槟榔的药用价值也在通过现代技术进行研究和发现，对槟榔的药理作用研究逐渐增多。特别是，槟榔碱在杀螺、驱虫、促胃肠动力作用方面的深入研究将为槟榔的开发提供新的线索。

河南大学药学教授、国家新药评审专家许启泰说，通过研究槟榔具有64种成分，其主要化学成分是生物碱（含量0.3%-0.6%）、脂肪（约14%）、缩合鞣质（约15%）及槟榔红色素等。从槟榔中萃取的成分，不少是具有很好的药用价值的。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品资所副所长、研究员王祝年表示，嚼食槟榔要辩证地看，“过度嚼食肯定会损伤口腔黏膜，但是少量嚼食槟榔是可以起到驱虫、固齿作用，同时增加肠蠕动，使消化液分泌旺盛，增加食欲，并可引起血管扩张，血压下降，对人体是有益处的。”

此外，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黄冰冰等专家采用乙醇溶液作为溶剂，通过纸片扩散法筛选能抑制牙周病菌生长的中草药，发现槟榔对各实验菌株呈明显的抑菌圈，可为中草药防治牙周病的深入研究提供基础材料。（根据2014年12月1日海南日报记者况昌勋报道稿件整理）

现代医学专家研究发现：

槟榔可开发药品保健产品

“槟榔的价值远未充分利用。”河南大学药学教授、国家新药评审专家许启泰说，槟榔不仅可以用来作为嚼食的嗜好品，以及用于中药，而且还可以制成保健产品。

“我们科研团队经过数年研究，就研发出了槟榔糖果、槟榔饮料等副食品，它们对促进消化、降低血压具有很好的保健作用。此外，槟榔化妆品、槟榔纤维枕头等也是很有市场前景的。”许启泰说。

其实早在建省之初，海南就开发出了槟榔牙膏，使用的中山大学的科研成果，对防治口腔溃疡、牙龈出血有很好的功效。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专家也采用双盲随机对照法，选择了216例慢性牙龈炎患者，分为复方槟榔含漱液组、呋喃西林含漱液组和蒸馏水组，用药后复方槟榔含漱液组的牙龈炎指数、牙龈出血指数、菌斑指数均比用药前有明显降低。

近年来，我省专家通过研究，发现了更多地槟榔药用价值。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导戴好富及他的研究生张兴开展的“槟榔酚类成分及其生理活性的研究”，对采集槟榔果实进行系统分离和生理活性研究，提取分离了13个化合物。研究发现，槟榔中所有酚类化合物均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而所含的鞣质，可抗细菌、真菌和病毒，有效抑制它们的生长；其酚类物质可抗老化，能明显抑制皮肤组织的老化和皮肤的炎症反应；槟榔还具有降低胆固醇、抗抑郁、延缓动脉粥样硬化发展等作用。

目前，槟榔的开发利用还是浅层次的，专家建议，应利用高新技术对槟榔进行深加工，让槟榔这一千年南药，在现代社会中继续服务人类。（根据2014年12月1日海南日报记者况昌勋报道稿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