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族地名

地名是人们给予一个地方的名称，它反映人们对这块地方的地理方位、地势、历史传说、当地物产、动植物、风俗习惯、心理等的某一方面，以本民族的语言为依据来确定该地的名字。地名现象可以反映出人类社会活动的历史现象，反映出地名产生和发展时社会背景的痕迹，显示出各民族的历史特点。地名和语言一样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它就如一部史书那样，真实地记录了它产生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和自然环境等特征。法国著名的地理学者白吕钠就曽经说过：“地名可以当做古物的一种，地名研究，它的性质好比研究化石一样:”按照地名学一取原理，地名在最初命名时与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有关，并且地名的历史比文化的历史还要长久。这对只有语言而无文学的黎族尤为重要。 

海南岛有汉、壮、黎3种地名：壮语地名如“那”“武”“多”“黎”“罗”“方”“打”等，状语地名随历史发展和地里背景不同所演变来的黎语地名如“番”“什”等。海南的汉语地名，数量最多，遍及全岛。此外，还有不少由壮语与黎语构成的壮黎语地名.如儋州市的“那大”，“那”，“大”为黎语.，意思是可以耕种的土地。这就说明，壮族作为古百越族的一支，有一部分先人海南岛，后来发展为黎族，于是在原先壮语地名上加上黎语成分，合成为壮、黎语构成的壮黎语地名。

就黎语地名和壮黎地名来说，黎族各方言区遗留下来的大批地名，其特征都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哈方言黎族习惯以“抱某”来表示村名，如“抱由” 抱湾”“抱耶”“抱伦”“抱道”等；杞方言黎族的村落多以“番某”“什某” 毛某”来命名，如“番茅”“”番阳”“什运”“什南定” “毛阳”“毛岸”“毛感”等；而润方言黎族，多以“方某”来命名他们的居住地，如“方香”“方平”“方通”等。
过去，有人认为美孚方言黎族的地名没有遗留下很明显得特征。笔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语言不通、翩译翻译困难以及调查面窄等原因，造或对美孚方言黎族聚居地区的地名缺乏了解而得出的一知半解的说法。只要我们坚持多一点深人了解、少一点想当然的科学态度，便会发现美孚方言黎族地区的地名，和其他方言黎族聚居区一样，也遗留下许许多多有非常明显特征的地名。美孚方言黎族地区以“”呢某” “革某”“勃某”作为特征來命名其村庄的居多。事实上，在美孚方言黎族全部的49个样庄中，以“呢某”来命名的有10个村，以“革某”来命名的有8个村庄，以“勃某”来命名的也有8个村庄。这些以明显特征地名来命名的村庄—共有26个之多，占美孚方言黎族全部村庄的53.1%，比例是非常大的。

清代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1《文语》>载：“自阳春至高雷廉琼，地名多曰那某、罗某、多某、扶某、过某、牙某、峨某、陀某、打某……”，在同一条目中又提到黎岐人“地名多曰发某、浦某、婆某、可某、曹某、爹某、落某、番某”。笔者认为，屈大均 《广东新语》卷1《文语》中记载的“那”“可”“婆”及“扶”等地名特征，很显然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随着历史发展和地理背景的不同，逐渐地和美孚方言黎语相融汇，并演变形成后来的壮语黎语合成的美孚方言黎族“呢某”“革某”“勃某”等具有明显特征的地名。我们以“呢”这个地名 特征为例子来说吧，壮语称“稻田”为“那”，壮族习惯以“那勒”（船形田）、“那弘”（王、皇田）等作为他们村落的美称：据一个资料统计，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境内，以 “那”命名的地名有千余条，以“那”来称呼村落的有518个村：另一个统计材料也表明，这些以“那”字来命名的地名，在广西共有1200多处。在美孚方言黎族地区，除了上面讲的以“呢”命名的村庄外，还有许许多多以“呢” “革”“勃”“峨”“浦”来命名的地名、山名、坡名、田名、园名、河沟名。这些地名语音的相似或相近，反映了壮族与美孚方言黎族之间的亲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