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海南时期

学者看重苏东坡在黄州的生活，认为黄州时期是他文化人格转型、塑造的最主要时期，余秋雨还写了洋洋洒洒的《苏东坡突围》，说 “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

      如果说在黄州苏东坡反观自身，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那么在海南他已经完全沉淀下来，做到真正的淡泊和静定。黄州时期精神上的孤独无告在海南转化为对苦难的审美，那在黄洲的“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缥渺孤鸿影在海南亚热带雨林找到了归巢。

       元符三年，65岁的苏东坡终于告别在海南三年的贬谪生活，他写下著名的《六月二十日夜渡海》，里面有这样的诗句：“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他把贬谪当成一次“公费旅游”，胸襟何其广阔，气度何其恢弘！

       我们对苏东坡海南生活的生活一般只停留在他更为有名的《自题金山画像》的自嘲上，此诗写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公元1100年）：“心如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诗中的“儋州”就是现在的海南儋州市，也即东坡先生说自己“垂老投荒”的地方。在儋州，苏轼身如不系之舟，获得空前的自由；心也不是已灰之木，海南湿润的天气使屡遭贬谪的他枯木逢春，更重要的是他的学养和人生哲学给他生命之树最充足的水分，海南明亮的阳光使他人生最后的几年结出丰硕的果实。

       现在的特区海南在宋代是十分荒凉的，按苏轼的话说“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褥，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海南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他自己也嗟叹：“人非金石，其何能久？”到海南之前，苏轼觉得自己无复生还之望，极度消沉，曾说到海南后，“首当做棺，次便做墓”。但到海南后，生活的风雨并没有淋湿苏轼的心灵，他像在黄州时一样“何妨吟啸且徐行”、“ 一蓑烟雨任平生”。如果说他在黄州的心境是“也无风雨也无晴”，那么他到海南后，看到更多的是这里明净的阳光。

       他用仅有的一点钱在桄榔树丛中盖座房子以安身立命，起名为“桄榔庵”，准备在这里度过垂暮之年。他把海南当作自己心灵的故乡，在《别海南黎民表》中他这样写道：我本儋州人，寄生西蜀州。他的心境如海南的胜景“天容海色本澄清”，海南的天空同他的胸襟一样少阴翳，大海的澎湃给他带来血液的潮汐，他沉静下来，如蔚蓝的大海一样澄清，不染尘滓。

        苏轼的通脱在于他广袤的宇宙找到生命哲学的支撑点。在黄州，他感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于我皆无尽也”。在海南，他在日记中这样表达对人生困境的旷达态度：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

       在黄州他饮酒，“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我多少觉得他此时的酒有浇心中块垒的意味，到海南后，他也饮酒写诗，更豁达。请看他的《绝笔三首》（之一）：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醉态可掬，其幽默和通达的心态则更令人景仰。他饮酒迷失了路，“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他也品茶，“大瓢贮月归春瓮，小勺分江入夜瓶”《汲江煎茶》。在黄州，他沐江上之清风，望山间之明月；在海南，他将月和着茶水饮下。他品茶，品味人生，然后抵达生命境界的机致。

       余秋雨说：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按他这种理解，苏轼的成熟期当在海南儋州。

      真正的旷达不是寻求，不是求告，而是从容、淡漠和厚实，是把际遇当作阅历，把他乡当作心灵的故乡。未到海南前，他给弟弟苏辙表明自己的达观：“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