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碑刻的流变和书史价值

汉代是由篆书向隶书过渡的历史阶段，其书法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碑刻隶书。这一部分书法阵容庞大，风格各异。简便快捷的隶书不但发展成熟，而且上升为占主导地位的通行字体。从此，以象形意味为主体特征、屈曲繁复的古文字时代宣告结束，今文字时代的新纪元得以开启。汉代隶书的发展进程总体上可分为两个时期：西汉为成熟期，东汉为鼎盛期。东汉盛行树碑立传之风，尤以桓、灵两朝为最。作为官定文字的隶书，因之步入了灿烂辉煌的时代，出现了流派纷呈、风格殊异的历史局面。刻石形制根据实用的需要而选择，并书写特定的文辞，因而书写风格差异较大。东汉后期，由于文化名人、书吏的不断加工、美化，整个社会书法水平普遍提高。加之造纸术的发明，开拓了简牍狭窄局促的笔阵战场，从此笔势挥运不受拘束，使众多碑刻各具风神，形成不同的气象。

2000年6月四川省芦山县姜城遗址出土的《赵仪残碑》刊刻于东汉末期。该碑书法方峻朴率、严整古穆，于平淡之中透露出一股自由不拘、潇洒随意的自然韵致。作为东汉隶书鼎盛时期的代表作品，《赵仪残碑》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自然忠实地记录和展现了中国汉字演进历史中汉字由篆而隶、由隶而楷的嬗变发展情况，为研究东汉书法艺术和文字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佐证。《赵仪残碑》的出土对四川文物历史和书法艺术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此碑刻相关资料可与史书相印证，并可以补记史书之缺。另外，该碑刻立于东汉晚期，碑刻的各种固定模式业已形成，但是该碑的刻制、文辞、书法等却别具一格。同时，由于《赵仪残碑》资料公开发表时间较晚，何应辉《中国书法全集·秦汉刻石卷》、苏士澍《中国书法艺术·秦汉》(第二卷)、华人德《中国书法史·两汉卷》和高文《汉碑集释》及目前国内外许多汉碑文献资料均尚未收录。一定时代的书法主体审美思想和审美意趣必然受到该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影响与制约。该碑的发现，对研究东汉碑刻的形制、刊刻、书法、文辞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历史价值。

　　一、《赵仪残碑》释考

　　东汉经济繁荣，农业发展，武功既盛，文事也隆，冶炼技术提高，铁器广泛应用，加之“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的厚葬之风盛行，官无尊卑、人无老幼皆可刻碑记载。因重碑事，汉人立碑辄请文学家撰文、书法家书丹、铭刻高手镌石，所制碑刻往往绝妙。至桓、灵二帝时期，汉碑的精美程度已达到历史高峰，故《赵仪残碑》实应归功于时代的造就。

　　《赵仪残碑》镌刻于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十一月。其碑阳、碑阴均刻有铭文，碑额缺失。出土之时，碑已断为三块残石。其尺寸(长、宽、厚)分别为：112厘米、53厘米、30厘米(见图一)，115厘米、50厘米、30厘米(见图二)，115厘米、53厘米、30厘米(见图三)。三块残石经过拼接，大体可窥全貌。其碑阴及正面铭文字体均为隶书。碑刻正面铭文字体较小、字口较浅。同时，碑体石质较差，风化严重，铭文字迹已漫漶不清。特别是第三块剥蚀尤为严重，字形已不可辨。然碑阴隶书五列一百余字保存甚为完好，字口清晰，有如新刻，依拓本释文并断句如下：

图一

图二

图三

　　汉故属国都尉楗为属国赵君讳仪字台公，在官清亮，吏民谟念，为立碑颂，遭谢酉张除反，爰傅碑在泥涂。建安十三年十一月廿日，癸酉，试守汉嘉长蜀郡临邛张河字起南，将主薄文坚，主记史邯伍，功曹□□，掾史许和、杨便，中部□度邑郭掾、卢余、王贵等，以家钱雇饭石工刘盛复立，以示后贤。

　　史载蜀郡属国，别领朱提、汉阳二城。东汉灵帝中平六年(189)，废蜀郡属国，置汉嘉郡。由释文可知，此碑主要记载了蜀郡属国都尉赵仪善政于民的德治。

　　《赵仪残碑》文字大小悬殊，大者有6厘米，小的仅3厘米。在书法风格上，它既不似《张迁碑》《西狭颂》之雄强厚重，亦不似《曹全碑》《史晨碑》之阴柔妩媚，更不似《礼器碑》《乙瑛碑》诸碑所呈现出的庙堂气息，而是更多地表现出一种随意性，波折明显。此碑章法及书法风格与汉碑的常制有所不同;字体也有别于同期碑刻，多以方笔起头，隶书中的“一波三折”之态并不十分夸张，而更多地体现出平正，于平和中又略体现出狂放之气。从章法布局看，乃横无行、竖有列，字体大小错落、长短不一，富含自由不拘的跳跃式风格。而其中又不乏动感，亦不难看出带有楷书的一些特征。同时，有些字有明显的减笔现象。所以，《赵仪残碑》应是东汉隶书向楷书过渡时期的代表作品。

　　二、《赵仪残碑》书法鉴评

　　东汉是书法走向自由和标立中国书法传统的时期。此时期石刻艺术得到迅速发展，碑刻形制开始形成，并朝多元化方向发展。东汉道家思想盛行，情感在文人意识中逐渐成为精神世界中的重要内容，书法亦逐渐成为表现人的精神品格和情感的方式之一。书法艺术在东汉中期以后得到了大发展。东汉和帝之后，经学式微，文艺在意识形态上追求内在的精神世界，开创了“为美而美”的时代。此时出现了专门的书法理论著作，书法实践在理论的指导下更加自觉地向前发展。以隶书、草书为代表的书艺发展迅速、流行广泛，使得习文者在对文字相当熟稔以及掌握、应用非常自如后又进一步产生审美观照。如此，书法艺术的地位得以逐步建立。

　　至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道德规范及审美需求、对文字实用性的功力要求，决定了汉代书法的美学风格，造就了严谨整饬、中庸规矩的隶书特征。正是因为隶书的这种风格成就了其作为文字存在的社会意义。以此种实用为目的而形成的隶书经儒家的演化，最终成为其伦理教化的工具。汉隶朴拙敦厚之风鲜明浓重，是其继承、保留篆书的质朴古厚所呈现出的内在神情。隶书在西汉中晚期初步定型以后开始了修饰装扮。《赵仪残碑》无论是对赵仪的颂扬、政绩的陈述，还是文辞的写作、书与文的结合、书体的设计、石刻整体的安排布置等，都严格遵循并体现着儒家的政治思想和审美规范。此碑以朴实简练的文笔来记述贤达的经世善政，并以方正舒展、雄健疏宕的书法给予表现，体现了儒家“文质兼美”的美学理念。

　　东汉中晚期的碑刻隶书最见“藻饰”之功。刻凿的文字虽是以刀代笔，但技艺娴熟，大多能够做到行笔流畅、点画准确。其文字造型与章法布局也经缜密的规划，故能紧饬严整、灵便生动。东汉书法以“丽”为美、以“势”为上，虽不能完全涵盖两汉时期书法的整体风貌，但放置于特定的时代环境之中，其特征正是那一时期主体文化精神所共有的。《赵仪残碑》镌刻于东汉末期。此碑书法风格方峻朴率、严整古穆，用笔以方为主，点画精密而流美，结字方整而典雅，章法上也是横无行、纵有列，字体之大小、长短参差错落，但字与字之间皆有一定留白，整体上显得疏落散逸、率意质朴。然以其文多讹字，当是不谙“六书”的民间书手所为。如此，反而使该碑于平淡之中透露出一股自由不拘、潇洒随意的自然韵致。

　　在结体上，此碑刻因字立形，体势不拘，或取横势、纵势，或长中见方、方中寓圆，讲求点画的避就、呼应和偏旁的参差错落等，在平正的格调中变化多姿，相映成趣，可谓有法中无法、无法中有法。其用线有似《礼器碑》之基调，厚劲方严，布白大方，以凝重浑厚、方整朴茂为主要特征，在凝整的字体中力求变化。通过间架分析比较，可见其疏密运用之妙和天然之意趣。此碑的内部空间多以疏朗为主，线条位置交接多是以方折搭接，造型方正，似有《张迁碑》的生拙之趣。残存文字以其字形分类，总体呈方形，字迹清晰明朗、粗狂雄强;横画与横画之间间隔宽大，笔画安排横平竖直、扎实停匀，极讲究整体的对称平衡;形体方正饱满，内松外紧。从整体气势看，《赵仪残碑》善于把微妙的矛盾通过各种走向的线条来牵引，以达到“貌实意虚”的审美境界。方势字组位于碑的右部、下部及左部，如此形成方与圆的互补、映衬，也实现了整体上的变化与统一。这可以看作是局部“缺失”而整体完美的一个实例。

　　《赵仪残碑》章法茂密雄强、外疏内密，书体敦厚稳重、外刚内柔，体现出雄伟而静穆、茂密而疏宕、古劲而虚和的阳刚之力与阴柔之气的和谐统一，是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完美体现。其章法的方整雄伟及书体的静穆虚和，则又体现了孔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完美人格标准。儒家思想及其审美观念与古代朴素的辩证思想，乃是生成《赵仪残碑》书法艺术静穆虚和美学风格的筋骨，是建构起《赵仪残碑》丰富多彩的古典艺术审美内涵的梁柱。

　　总之，《赵仪残碑》虽为成熟、典型的民间隶书，但其结体之中又融入了篆书圆通古劲的笔意，显露出楷书方整稳健的造型。正是因为其结体隶中有篆、隶中有楷，故而呈现出势方意圆、静穆雄迈、宽博遒古、雄强疏宕的美学特征。篆法、隶意、楷形三者之间的有机融合和生动表现，共同形成了《赵仪残碑》别具一格、不落窠臼的美学意蕴。《赵仪残碑》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展现了华夏民族的文明史实和审美意识。其遒劲豪迈、雄奇激越的气概，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闪烁着特殊的光华，为中国书法艺术史和四川古代艺术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赵仪残碑》继承了古隶用笔的率意性与篆书用笔的简洁性，反映出汉字和书法发展史上由篆而隶的发展过程;其所呈现的符号化、造型化和装饰意味，以及用笔上的抒情与开合、节奏感与运动感，标志着书刻者书法表现意识的进一步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