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夫子”赵撝谦

“赵谦，字撝谦，余姚人。博洽经史，时号‘考古先生’。洪武壬申，由国子监典簿谪任琼山教谕，造就后进，一时士类翕然从之，文风丕变。守令为筑考古台于学右，为著述之所。尤精六书之学，尝著《声音文字考》《造化经纶图》《学范》《历代谱赞》等书。”明代正德《琼台志》如此简单记载赵谦。其后“附五世孙宏翰《上丘深庵书》略”，依据赵頀和姜英的往来书信，赵谦“五世孙”中并无“宏翰”，按余姚赵宏泗的辈分，赵宏翰当为“六世孙”。

　　赵宏翰上书的“丘深庵”，即丘濬。洋洋两千言，多是时人和后人对赵谦的评价。

　　洪武十二年（1379年），朱元璋命词臣纂修《正韵》，赵谦应聘入京，那些老臣觉得他年少，将其黜为国子监典簿，当时的著名学士宋濂是《正韵》总裁，也只能叹息而无法留下赵谦。第二年，他因与同僚议事不合而被罢，于是放歌东归，回老家戮力著述。他在家乡筑起考古台，肇述《六书本义》。据后来与丘濬同时入阁辅政的李东阳的撰述，该书12卷，没有刻本，永乐初年被下诏入藏秘阁后，丢了11卷，只留下总目《以声统字》一卷。

　　赵谦少年时期就开始博览、考究六经百家之学，曾对学生说过“为学必先穷理，穷理必本读书，读书必贵识字，故曰六书明，则六经如指诸掌”。“六书”是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是汉代学者把汉字的构成和使用方式归纳的6种类型，赵谦认为这是读书的根本中之根本，有了“六书”常识作为坚实基础，阅读“六经”这些经典也就轻而易举了。

　　他的学问为当时的学人所折服，连“斯文宗主”、大学士宋濂都自称“吾辈不及”，可见赵谦的才学真不是吹捧出来的。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朝廷搜罗遗落在民间的贤人，赵谦再次被起用，朱元璋闻奏，称：“朕知之久矣，朕将老其才而大用之。”于是下旨让他出任教官。翰林院学士解缙则建议赵谦“施教化于蛮夷万里之远”，他便选了琼山教谕一职。

　　解缙在送他赴任的一篇文章中说：教官是圣人的木铎，圣人在南海之滨又多了一个木铎，这是可喜可贺的。

　　在琼山，赵谦作“琼台”，布《学范》，慨然以当地文教为己任，连那些将门子弟和持刀弄枪的蛮夷之徒，也懂得向学和慕义。更有从岛外来跟随赵谦读书的，如合肥王惠、莆田朱继、福州郑观、凤阳孙仲岳和临川吴均等人，都是后来的著名学人。

　　一时间，赵谦被誉为“海南夫子”。

　　就在朱元璋准备重用他之际，赵谦于洪武二十八年十月一日病故，门人对他“含敛殡祭”，就像对待自己的生父。据《明儒学案》记载，解缙还为赵谦撰写了墓志铭。

　　海南文史专家王俞春认为，明代海南之所以人才济济，有“海滨邹鲁”的美誉，是因为朱元璋重视对海南的开发和教化，明代初年就有赵谦这样出类拔萃的教官来琼执教，对海南教育的积极影响可想而知。

　　赵宏翰最后说，海南自先祖门人吴文祥之后，没有比丘濬更了解赵谦的人了，不把他的事迹告知于天下，只怕后世不知道赵谦的学问是可传的。

　　《琼台志》中附录的这封书信不全，参看唐胄在正德十五年（1520年）撰写的《重修赵考古先生墓碑》一文，其中引用赵宏翰的另外几句话“墓荒榛棘，而识者日寡，未尝不扼腕以叹也”，原来赵宏翰的真实意图是希望丘濬能出面为赵谦修墓。

　　赵宏翰写信之时，正是丘濬在家为母亲守孝的1469年至1471年之间，丘濬也乐得为先贤做此善事。此后，1520年冬天，唐胄也与广东、琼州的官员一起，在废旧的琼山学宫东北角找到赵谦墓，修葺一番。再后来，海瑞1570年至1585年在家闲居时，也修过赵谦墓。

　　唐胄在碑文中称，琼山的风化教育，“谓文化治于唐宣宗，礼乐盛于宋中叶，而文风则丕变于先生，其有功于吾土也大矣”。评价虽高，却不可谓不中肯。

　　清代，海南的官员和学人也先后四次为赵谦修墓。据民国《琼山县志》记载，最后一次为修墓行为是在光绪十九年，即1893年，广东督学徐琪捐出自己的俸银，给赵谦筑了石坟，并让琼山县学年年洒扫。

　　民国时期，王国宪等学人还在府城南门外六角井的右侧见过赵谦墓。近日记者骑车寻访时，但见那里已被密密麻麻的民房所挤占，哪里还有古墓的踪影？

明初琼山教谕赵谦后人  

从易姓为“吴”到上书复姓

文\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偶读《赵考古文集》，看到明代洪武年间琼山教谕、被后世誉为“海南夫子”的赵谦的五代吊线谱，及其后人与当道和族人的书信来往，方知这位才学富五车，对海南教育贡献多多的浙江余姚学人，其后裔十分潦倒，甚至改为异姓。

　　在赵谦逝去将近百年之后，其五世孙希望恢复赵姓，于是上书给广东布政使司参政姜英，得到了允准。从此，琼浙两地赵氏宗亲有了飞鸿传书。

　　明代洪武二十八年（1395）十月，冬天的海南岛送别了一位教育界的官员——琼山教谕赵谦。

　　从洪武二十二年上任到45岁病故，浙江余姚人赵谦在海南执教6年。他对琼州教育的贡献，先贤丘濬、唐胄、海瑞等人曾经以撰文、修墓的方式，予以肯定。然而，在其身后，子孙后代却极其困顿，一度冒姓为“吴”至第五世。

　　遗孤改姓为“吴”

　　“頀先祖赵谦，原系浙江绍兴府余姚县凤亭乡第一图人，洪武间任琼州府琼山县儒学教谕，颇任师道，尝著《声音文字通》、《学范》二书，启迪后进，不意随没，独遗男孟时，孤贫不能扶柩还乡，就葬学后坡原，自是日益零丁，室如悬罄，乃奉母氏往来定安，生理度日，至永乐间因母吴姓入籍定安县李家都粮差。”

　　这是明代成化年间，琼州秀才吴頀（音“护”）写给广东布政使司姜参政的书信，信中还提到这位参政是其先祖赵谦的同乡，因此才有机会提出恢复原姓的申请。

　　海南日报记者据此线索，翻查光绪《余姚县志》和明代进士题名史料，知悉吴頀上书的“姜参政”，是成化五年（1469年）张升榜二甲第六十六名进士姜英。姜英在《明史》和方志里都没有传记，因此后世对其履历无法知晓更多。

　　吴頀还给姜英说到：“生世流落天涯，家计灾于炎火，先人手迹至是尽为灰矣，旧遗谱牒至是皆化尘矣。”

　　虽然家道式微，先祖遗墨和族谱资料不存，但吴頀还是给姜英附上了五代的繁衍信息：赵谦生孟时；孟时生三子以南、舄南、启南，以南绝嗣、舄南夭折；启南生荣、华、富三子；荣生頀、韶、公式（音“池”）三子，华生公式（音“经”）、 公式（音“银”）、韸（音“彭”）三子，富生韺（音“英”）、□二子。

　　姜英看了吴頀的来信，准许他和家人复姓为“赵”。

　　姜英还应赵頀之请，托琼州府中的教官，寻得赵谦的《赵考古文集》和《学范》这两本书，给赵頀重新抄录，自己仍将原本收藏在家。

　　从后来的《赵頀下第辞姜参政书》可知，赵頀与姜英第一次见面当在成化十七年（1481年），姜英也应在此前不久到任。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六月初八，赵頀给浙江原乡的父兄写了一封信，言明先祖赵孟时是在永乐十年（1412年），因母姓附籍定安的，幸得姜老大人按节于琼，他才得以乡子弟的身份谒见，方知原乡宗族尚有人在，且与姜英是远房亲戚。考虑到家谱不存，担心后世愈远而愈失，赵頀恳请余姚宗亲念其同根先祖，将旧谱抄录寄来琼州。

　　不过，此信一去如石沉大海，赵頀并未收到回音。

　　赵頀执着寻找宗谱

　　弘治二年（1489年），赵頀到广州参加己酉科乡试，但是名落孙山。七月初十，他再次给姜英写信，表示辞别，其实却是将家世的不幸讲得更加具体，述说他流落他乡的思乡之情，而后人藉此足以对赵谦后裔的际遇唏嘘一番。

　　原来，赵頀十岁失父，曾听祖母说起先世赵谦卒于任上，遗下曾祖孟时，不能还乡之事，当时为了生存，才去定安谋生，之所以附籍于此，安家落户，是因为祖婆承继了绝户吴、倪二姓的田地。祖父启南曾对赵頀的父亲说：“海南烟瘴之地也，非吾故乡，吴姓先妣之氏也，非吾本姓，汝能成立，当复还之；不意汝父才过三十背我先去，今家无人，惟汝是望。”

　　然而，不久，赵頀祖母又逝世，叔父二人也相继而去，当时家徒四壁，“室似罄悬，既乏聊生之产，形单影只，又无强继之亲婴，此孤贫不能与立，遂弃去书籍四五年”。

　　赵頀着重陈说自己意欲返乡而不能之苦，原因有二：“一则忧不中而回，则终流落；一则以老大人高迁而去，便失依归，不识此身此世何日得归故乡？”

　　赵頀称，自己不能中举，果然是自己懈怠了学业，实际跟自幼丧父，家里又遭火六次，家贫如洗，不得已才四处奔走，谋生糊口，以致学业荒废，加上昔年来身体有疾病，说不定年过半百都成不了家。

　　赵頀还说，此番回去再读三年书，所学如何，恐怕终将辜负姜英的再生之恩，而他茕茕孑立，已近三十而未成家，母亲兀兀劬劳，已过五旬而无所供养，“此頀上不足为士，下不足以为农，中不得一还乎故乡”。

　　最后，赵頀请求姜英如果任期结束返回家乡，便将自己的心意转告赵氏宗族伯叔兄弟，希望有人能将先世旧谱抄录一番，寄到海南来。

　　第二年十一月份，赵頀终于收到余姚宗侄赵宏泗的回信，赵宏泗还将谱图和历代统系图，委托姜英带到广州，再转寄定安。

　　在考取功名的道路上，后来的结果诚如赵頀自己的担忧，因为正德《琼台志》和《定安县志》中，并没有赵頀中举的记载。

　　那么，赵頀或其子孙后来有没有返回浙江，还是仍然留居海南？从后来仍有裔孙给丘濬上书请求修墓的记载判断，赵谦应该有后代留在海南，但似乎人丁不旺，家境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