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公祠堂第八对联解析

第八对

海公法治，超前数百年何来迂腐

刚峰经邦，杀鸡儆诸猴谁说才疏

法治超前越百年，何来迂腐

经邦杀鸡儆诸猴，谁说才疏

解析：包括黄仁宇在内很多诸名的学者，都把海瑞是为“人治”的代表，理由是海瑞提到“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但是包括大部分所谓的学者在内，都忽视了两个“关键点”：一、“凡讼之可疑者”~没有证据证明哪一方是正确的，海瑞认为有证据肯定要依照证据，海瑞做为淳安县令因为具有刨根问底的查证证据的刑侦能力闻名严州府，淳安县外诸多疑难积案无法侦破，都请海瑞补充捕捉证据来侦破，据考证海瑞侦破的疑难积案史载有20多起，而包拯只有一起“牛舌案”记录在史，所以海瑞是相当重视证据，而且寻找证据的刑侦能力极强，怎么说海瑞不是“法治”？二、很多人包括黄仁宇都忽视与非一段话相辅相成的海瑞原话“两造具备，五听三讯，狱情亦非难明也。……昭明者十之六七，两可难决亦十而二三也。二三之难不能两舍，将若之何？”双方均出庭陈词辩论(“两造具备”) 、经过规定的程序(“五听三讯”) 的条件下，有60 % —70 %的案件可以查清。……但会有20 % —30 %的案件双方的证据和论证难分高下，无论判决何方胜诉，法理上都不为错；此外有大约10 %的案件——由于没有或缺乏证据，完全无法决断。现代和古代一样，特别是民事诉讼，同样有相当部分是“凡讼之可疑者的”、“两可难决”,现代西方民法私法“保护弱者”原则和海瑞思路完全一致！而且海瑞也不是像政敌攻击“庇护刁民”，不分曲直，都站在穷人一边。相反如矛盾纠纷“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在“言貌（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产权）”，如争议双方都无法找到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言貌”的条件下，海瑞反过来是倾向保护富人。“言貌”之争，在海瑞看来，富人反过来属“弱者”。

如果按有关学习考证“代表国家公权力对分配问题进行干预的社会公平原则作为弱者权利保护的基本原则，正式出现于19世纪中叶之后西方国家的法律社会化的进程之中”，那个海瑞就比西方早几百年。

面对疏通吴淞江水利工程当中，地方豪强消极怠工阻力，海瑞杀鸡儆猴，“宣布杀掉两个消极怠工的‘千夫长’”，再也没有人敢消极怠工，几个月内完成吴淞江水利工程。实际上海瑞并没有真正杀人，而是杀了两头猪，埋在中军帐杀鸡儆猴，派人偷偷把这两个人充军流放。

“第一神探”海瑞和他的“刑侦朋友圈”

中外管理杂志

百家号17-10-3114:08

海南省新农村建设研究所李长茂

很多人都知道，海瑞抬棺骂皇帝，也知道海瑞当县令时断案清明公正，被老百姓誉为“青天大老爷”，但是相比于包拯、狄仁杰，有学者考证海瑞竟然创造历史记载个人断案最高纪录——20多起。相比之下，有学者考证，包拯破案史料记载只有两起，也有学者考证包拯只侦破一起“牛舌案”。包拯之所以变为破案高手，源于评书界叫《龙图公案》，而《龙图公案》的很多情节恰恰是海瑞破案的史料进行加工。当然，有史料提到，狄仁杰用一年多时间清理前任留下17000多件案宗，从狄仁杰大理寺丞的身份和案件数字来看，狄仁杰没有充分的条件深入一线现场侦破17000多件案件，而是对县令审查并报到大理石核准的案件当中，证据链条不足的案件发回重审。而不是像海瑞以县令兼一线侦探的身份深入一线现场进行侦查断案。而且现在狄仁杰断案的传奇是来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有荷兰人创作的小说，并不是来源于史实。

那么海瑞“第一神探”的能力是“生而知之”吗？我们来看看海瑞的“刑侦朋友圈”。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和户部右侍郎的的“岭南巨儒”钟芳被誉为“上接文庄下启忠介”式人物，那么，钟芳是精神意义上启发海瑞，还是对海瑞耳提面授？这里认为，钟芳应该对海瑞在刑侦断案上有更直接的教导帮助。之所以做这个判断的原因有三：一、钟芳嘉靖十三年（1534年）告老还乡当年海瑞刚刚20岁；二、钟芳告老还乡之后就住在离海瑞故居只有一里地的“达士巷”；三、钟芳的“达士巷”的邻居就是海瑞姑父、官至江西布政司右参政郑廷鹄；四、按海母教子的思维，面对钟芳这样的邻居，不可能放弃海瑞学习的好机会；五、海瑞的爷爷曾担任县令，大伯父海澄考中进士、官至四川，二伯父海澜也考中举人，海氏一门也是望族，更不用说海瑞从小就有“志在圣贤，不为乡原”之志向，钟芳能得此英才育之，也是钟芳的一大快事。

32岁中进士的钟芳，被选为从“翰林庶吉士、编修”后，因不合流俗被贬为宁国府“推官”。“推官”是干什么的呢？网上可查明代“推官”的主要职能是“掌理刑名、赞计典”，“明代推官需要听审的案件大致包括以下三类：一、百姓递交的案件府州县是初审衙门，明代推官需要直接听审百姓递交的案件；二、上级各机构批发下来的案件；三、州县案件的复核。”而钟芳在宁国府任推官时，而钟芳的这岗位上充分展示了他在侦查断案方面的能力，因善于侦破陈年积案而闻名。史载钟芳“能折滞狱、一讯即服、明断许多久拖未决的大案难案。”

此外，海瑞幼年业师之中，官至琼州府通判的廖平庵对他应该有积极的影响。海瑞曾写信给琼州知府周思之（周柳塘），推崇廖“年高识邃”（见《海忠介公全集》卷三《复周柳塘琼州知府》）。

也许海瑞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够创造“古代第一神探”的记录。海瑞在浙江淳安县断案出名之后，很多海瑞治理辖区以外的周边县市的陈年积案都交给海瑞的侦破和重新审理。

当然，家庭教育可能比学校社会教育更重要。而海瑞的爷爷海宽松溪知县。在明代以及封建社会的很多朝代，知县的第一要务的就是让老百姓有饭吃且能上缴朝廷的赋税，第二个要务就是给辖区内面对老百姓诉讼和相关案件进行侦查分析、查明真相、主持公道。老百姓赞扬地方官是“青天大老爷”，首先的要求是断案公正清明。海瑞的大伯父海澄在1457年考中进士,在升任四川道监察御史之前是福建建阳县县令。福建建阳县在什么地方？就是海瑞仕途的第一站福建南平县的邻县——现在原福建建阳县和南平县全部划归福建南平区。如果海澄在侦查断案方面没有凸显出过人的能力，就不会被提拔到与侦查断案息息相关的监察御史这个位置。反过来讲，注重宗族观念的古代，海瑞仕途第一站南平县教谕（相当于地方党校校长的职位），应该会到建阳县寻访大伯父的气息，更是汲取大伯父担任一方县令的智慧。海瑞的二伯父海澜也考中了举人。而海瑞的从侄海鹏竟然比海瑞早3年中举，先后任广西苍梧县知县、官梧州通判。海瑞去世之后的第二年，海瑞的另外一个侄子海迈也考中举人，在宦海生涯中曾担任浙江处州推官。如果是刑侦断案是知县第二任务，那么御史、通判、推官，就是以刑事侦探、经济侦探、推理断案有最紧密工作。可以看出海瑞家族当中似乎有侦探断案的“遗传基因”。

说是海瑞有侦查断案的“遗传基因”未必准确，但是海瑞在这种祖父辈的亲身经历，凝固成的海氏家风，不可能不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海瑞，更何况海母教子，就是以圣贤的标准来要求海瑞，而这种家风也让海瑞早早就把海母的要求内化为自己内心的行动。海瑞对圣贤的理解很特别，在海瑞看来，圣贤不是什么高不可测、千言万语说不清，只需要顺在“真心”终身行之，就是圣贤。如同《海忠介公年谱》中所说，“稍知识即欲学为圣贤，谓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识其真心。率其真而终身行之，便是圣贤。”秉承这种信念和自信，加上家风熏陶和有智慧师友在侦探断案方面的经验分享，海瑞担任县令之后，面对自己工作当中第二大责任——侦查断案、处理刑事民事矛盾纠纷，不可能不专注和突破。

而且海瑞同同世界上所公认的法医学的鼻祖宋慈还有交集。曾任广东、湖南等地提点刑狱官的宋慈，完成的《洗冤集录》五卷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著，也是世界最早的法医学专著。有人说，宋慈是宋朝人，而海瑞是明朝人，海瑞和宋慈怎么会有交集？诚然，海瑞确实是宋慈去世200多年后才出生，好像风马牛不相及。但海瑞中举之后，第一任公职就是福建南平县教谕。身为教谕的海瑞，肩负类似现在地方党校校长的智囊团角色，不可能不关注刑事案件问题。同样，海瑞也不可能不关注现在同属于南平地区、原福建建阳县被称为“法医学之父”宋慈，更不用说海瑞的大伯父海澄就曾担任福建建阳县县令。而且，我们不要认为通过科举考试录用的官员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不但“明朝一哥”王阳明能三箭连中靶心，而且进士出生的宋慈不但是“世界法医鼻祖”，而且还在参加平定闽中叛乱，“提孤军从竹洲进，且行且战三百余里”，久经沙场的主帅也称赞宋慈“忠勇过武将矣”。在福建南平地区，还不得不提一个人，就是著名南宋理学家、教育家朱熹。朱熹晚年现南平地区的考亭书院聚众讲学。当然，宋慈同朱熹也有比较直接的渊源。宋慈少年受业于同邑现福建南平地区建阳县的吴稚门下,而吴稚是朱熹的弟子。而且海瑞的文集中曾经就当时最热门的话题朱熹代表的“理学”和王阳明代表的“心学”发表过系统的看法，必然也会深入这些名人的著作，更不用说宋慈的著作同海瑞的工作息息相关。

虽然，海瑞同200多年前的法医鼻祖宋慈不可能有直接交集，但是我们知道，清朝中兴名臣曾国藩的教育方式，让曾家后代仍然名人辈出。曾国藩专门为子女们开列了古今“圣哲”32人，这32人为：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子、诸葛亮、陆敬舆、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颐、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东坡、黄鲁直、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惠田、姚鼐、王念孙。曾国藩要求其子女不必广心博骛，只要“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那么，海瑞心怀志在圣贤之心，特别需要承担给老百姓断案伸冤的责任时，一定会师从宋慈、熟读宋慈《洗冤集录》，并学以致用。所以，在在多起其他官员无法断清的命案审理当中，海瑞能够通过验尸化繁为简，拿出证据，还原案情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