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海南建省倡议第一人”，面向海南自贸区（港）建设未来

　　《中外管理》特约撰稿人、海南省品牌建设促进会（筹）李长茂

　　130多年前，有人倡议“海南建省”，此人是被誉为“海南晚清宿儒”、海南文昌举人、以组织团练被破格加封四品官衔的潘存；30年前，在邓公“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等嘱咐下，潘存百年夙愿终于在1988年落地；而在海南建省30周年之际，就在2018年的4月13日，由习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亲自宣布的“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这一重大国家战略，再度把海南推到另外一个历史高度。

　　从百年前潘存提议海南建省，到这个提议变成现实，这中间经历的沧桑的曲折的近百年。再从海南建省，到如今习总书记的海南自由贸易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成立，又经历了30年的诸多波折。

　　那么穿越历史，潘存百年前的提议，到今天是否还有借鉴意义？

　　一、“海南建省倡议”到“海南自贸区（港）建设”，历史诉求的“变与不变”

　　130年前，潘存为什么想朝廷提议“海南建省”？潘存这一提议的历史诉求是什么？我们有必要回顾当时的历史背景。

　　当历史的车轮倒推100多年前的潘存年代，在潘存提议“海南建省”之前的40年多年期间，潘存23岁那一年，即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后1842年中国被迫签订《中英南京条约》签订，1849年葡萄牙武力抢占澳门半岛。潘存34岁中举，但就在这一年即1851年爆发金田起义。潘存在京师任户部主事30年中，既经历太平天国的攻城掠地到1864年8月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被湘军攻陷，同时也目睹1856年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分别于1858年与英、法、美、俄签订《天津条约》，与俄国签订《中俄瑷珲条约》，1860年又与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就在潘存66岁即光绪八年（1882年）告老还乡第二年，号称“世界第二”、已经侵略了越南的法国从陆地和海岸向中国发动战争，1883年中法战争正式爆发！当时，法国从陆地上屡次进犯我国边境重镇镇南关（今广西友谊关）；同时从海上派遣舰队袭击福州马尾港、台湾省的基隆港。而从海岸线上讲，海南既孤悬海外，同时又是两广的军事屏障，与此同时，法国舰队已经多次侵犯琼州海峡，其中法国舰艇“萨尼号”就闯入海口水域。

　　生活的和平年代的我们，也许无法体会国破家亡的苦难。而历史回溯到战火销烟弥漫的130年前，1884年当时两广总督张树声特别修书《与潘存书》，敬请一年前回乡的潘存督办琼（州）雷（州）两郡团练。此前，一生耿介的潘存在北京30年为官中并不得志，直到66岁好不容易遇到对他礼敬有加的户部最高级长官阎敬铭，但此时潘存以决意告老还乡。阎敬铭再三拟升职挽留，无奈潘存去意已决。可以，就在刚刚辞官回乡的第二年的1884年，法国侵袭越南，面对时任两广总督张树声希望协助督办雷琼两郡团练的邀请，潘存毫不犹豫以67岁高龄从海南赶赴广州。可见潘存为官不是为了升职，而是用实际行动践行他倡导的“求精不如务实”的思想。

　　《海南晚清宿儒——潘存》一书提提到，潘存与张树声商议当中认为“海南四面环海，所以在滨海长达的民众大多熟习随行，而且有些地方民风强悍，渔人习水，远过江南，海门扼波，足称天险”。后来零碎的历史史料，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潘存是海南文昌铺前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爆发的1974年中越西沙海战中，担任西沙海战的向导海南文昌铺前人蒙全洲。我们知道，当时渔民在茫茫的南海上航行，如不熟练“更路薄”就变不知道方向的“瞎子”。而《光明日报》题为《千秋南海谁与评说》中提到，现发现“南海更路薄”有20个版本，其中5种是“主要版本”，其中一“主要版本”是“蒙全洲口述，麦穗整理《去西南沙的水路簿》”。而《光明日报》文章提到，“最早被我国考古人员发现的琼海县潭门苏德柳本《更路簿》”，而“该版本是苏氏父亲于1921年抄自文昌县渔民”。当时，能熟练使用《更路薄》进行捕捞生产的文昌县渔民，主要集中在文昌铺前和文昌东郊。文昌东郊渔民在南海从事渔业作业，更多使用的陈永芹版本的《西南沙更簿》，而“陈永芹版本的《西南沙更簿》”又是“从同县的铺前公社老渔民蒙全洲的《更路簿》抄去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文昌铺前人潘存对南海以及渔民的了解有先天优势。同时，这些“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条件，都被潘存在督办当时琼雷两郡团练时吸纳。

　　时至今日，在海南建省30周年、“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这一重大国家战略启动之际，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似乎已经没有潘存年代的中国所处的内忧外患。但是，就在习总书记在风和丽日的海南博鳌发布“4.13”讲话的第二天，中东的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这一历史古都变成一片废墟，原因遭受西方国家110枚导弹倾泻！现实告诉我们，世界还是百年前潘存生活时代的世界，而中国幸免于潘存生活年代的战火，不是西方列强变得仁慈，而是中国的不断强大！

　　而作为由习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亲自宣布的“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重大国家战略，把海南定位为“打造我国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让海南成为展示中国风范、中国气派、中国形象的靓丽名片”。也就是说，背靠国家实力的坚强后盾，海南未来将担当国际商贸、文化交流的重任当中，向世界展现2013年习总书记就提出的“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二、“海南建省倡议”到“海南自贸区（港）建设”，实施难点的“变与不变”

　　百年前的1885年10月，当时中国清政府把台湾改建行省的消息传来，出于与台湾相类抵御外辱、守土安民的需求，潘存秉烛夜书，完成倡议“海南建省”的《琼崖建省理由与建设方案》。潘存“琼州改建行省”提议得到时任两广总督张之洞高度认同，不仅是因为潘存与张之洞之间的情谊，而是当时历史背景的使然。1887年，雷琼兵备道水陆统领朱采向时任两广总督张之洞汇报：“道光十七年之后，50年间海南在没有修筑新炮台。”也就是说，在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当中，如果法国从海南发起对中国的侵略战，海南脆弱的海防可能不堪一击。如今，我们可以参观的海口秀英炮台，就是在张之洞在中法战争结束之后，全力支持建造的，并于1891年落成，成为与天津大沽炮台、上海吴淞炮台、广州虎门炮台共同镇守国门的清末四大海岸炮台。雷琼兵备道水陆统领朱采后来成为潘存筹建文昌铺前溪北书院的主要地方长官。

　　面对张之洞向朝廷转达潘存“海南建省”的倡议，如《海南晚清宿儒——潘存》一书所考证，慈禧的态度是：“法战花了不少银子，台湾建省又花了不少银子，朝廷没有银子了，琼岛之事以后再说。”于是“海南建省”的首次提议流产。

　　如今，中国综合国力上升到世界第二，从某个角度来讲，建设“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似乎“不太缺银子”。但是，哪怕国家有支持，海南真正能够实现自身发展中实现“不缺银子”，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一定要、也一定能拿出今后的大量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

　　有学者统计，如果按目前台湾和海南在人均GDP和增长率的对比，海南如果在15年至30年内要超越台湾，海南的经济增长率要达到8%~10%。对于誓言彻底摆脱房地产依赖的海南省，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面对习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亲自宣布的国家战略，海南将成为主动拥抱世界的“太平洋、印度洋的门户”。如果把海南同目前“太平洋、印度洋的门户”新加坡进行对比，即新加坡按照目前发展速度，有学者统计海南如想15年至30年内要超越新加坡，海南更要在摆脱房地产依赖之后，每年保持12%~15%的经济增长率。

　　这种历史重任，对于海南的党政领导和广大海南人民，更是不小压力，同时也是巨大动力。

　　三、“海南建省倡议”到海南自贸区（港）建设，文化功效的“变与不变”

　　潘存向朝廷提交“海南建省”倡议这个时间阶段，同时应张之洞之邀，于1887年出任广东惠州丰湖书院主讲。广东惠州丰湖书院创建于南宋时期，苏轼等“十二先生”曾在此讲学。“明朝一哥”王阳明曾到惠州，王阳明的弟子、进士出身不愿入仕为官的薛侃就在惠州丰湖书院传播王阳明学说。

　　作为海南著名书院、文昌铺前溪北书院的创建人潘存，其教育情结是不容置疑。潘存在百年前提议“海南建省”，当时中国处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斗销烟当中，而中国的晚清陷入“俄虎、英豹、法貔、美狼、日豺，眈眈逐逐露牙张牙，……划势力圈，搏肥而食”的年代。为了抵御外辱、保家卫国，潘存奔走疾呼中提议“海南建省”。同时，潘存的提议得到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的有力支持。同时，要想真正做到保家卫国，那一代知识分子对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都普遍支持。而教育救国始终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情结。

　　我们注意到，潘存入琼始祖潘万春曾担任琼州府文昌县学学正，而潘存之父潘鹏博在潘存出生时任文昌县学学正。都知道海南文昌是文化之乡，但是相比丘濬、海瑞成长和生活的琼山地区，文昌教育的文化昌盛的渊源似乎不足以服众。虽然，文昌是“将军之乡”，在相当长的时间有“没有文昌不成衙门”的说法，但如今这两个特点已成为历史，特别是如今文昌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滞后海南其他兄弟县市，文昌之文化昌盛越来越底气不足。不久前文昌中学成立110周年的庆典上的视频介绍中，对于文昌中学的前身，潘存曾经应邀担任主讲的文昌蔚文书院，乃至更早的玉阳书院，似乎都没有拿出非常有说服力的文脉证据。

　　实际上，在潘存入琼始祖潘万春担任文昌学正之前，早在南宋时期，琼州知州宋守之建文昌孔庙，而宋守之是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闻名天下的南宋名臣范仲淹的得意弟子。明朝万历年间的县令、江西任贺沚重修玉阳书院，而贺沚不仅是王阳明的学生，同时贺沚还请来王阳明的二传弟子江西聘请了著名学者王阳明二传弟子王塘南(名时槐，字子植，号塘南，江西安福人）到文昌讲学。作为“王学”传播的重要基地，文昌文化就不难理解了。秉承范仲淹、王阳明的文脉，我们可以找到海南文昌文化昌盛的原因。而且，潘存的父亲同样曾经担任文昌学正，作为海南文昌人的一个文化代表，我们就能理解张之洞如此评价潘存：“怀抱之宏，议论之精，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尤为人所难及”。同时，潘存应张之洞之邀，主讲惠州丰湖书院。同时曾文昌蔚文书院和郡守苏泉书院讲学（注：文昌蔚文书院是文昌中学的前身、文昌玉阳书院延续；苏泉书院是后人在苏东坡在海口府城住宿读书的地方即今日的五公祠内开设书院，后又数度迁址扩建，在潘存时期被改名为苏泉书院）。潘存在古稀之年为筹建海南文昌溪北书院而殚精竭虑，乃至烈日邪火攻心而病倒，并在文昌铺前溪北书院未完工之际病亡。

　　实际上，文昌只文化昌盛，还有另外一个人“地球华人都知道的名人”功不可没，那就是名满天下的清官海瑞。在相当长的时间，影响一个地方的文化，最重要的就是书院。海瑞同除了在丈量土地上，曾同文昌大尹罗近元云有沟通外，似乎没有同文昌没有直接的交集，但是海瑞的弟子、掌教文昌玉阳书院，那么文昌除了秉承范仲淹、王阳明的文脉之外，还秉承海瑞的文脉。但很多人认为海瑞“志大才疏”，只是廉吏不是能吏，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认为传统文化是空谈道德一样，传统文化往往培养出清廉而无用的海瑞。

　　但是，早在400多年前明朝，海瑞在贫困的江西兴国县组建的民兵队伍就拥有20部拂朗机“连发铜炮”这一重武器，而400多年后新中国建立，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年代”，民兵连的装备要求才是有鸟铳和手榴弹。有人说海瑞迂腐无用，海瑞亲自侦破的疑难案件记录在案的高达20多起，全面碾压超过著名宋代包拯1起记录。海瑞站在“世界水利泰斗”明朝潘季驯和明朝著名水利学家归有光这些巨人的肩膀上，克服重重困难，完成被政敌不得不佩服的“万世之功”，并为上海从一个水患频繁的郊县日后发展为世界著名的大都市打下最坚实的基础措施基础。诋毁海瑞志大才疏，从某个角度就是诋毁被世界著名河工专家恩格斯教授称誉的世界水利泰斗潘季驯。有人诋毁海瑞“尽孝如禽兽”，理由是海母小海瑞要求“有戏谑，必严词正色诲之”，但稍微用心的人查找“戏而不谑”的含义，海母教育孩子开玩笑不能伤害别人，不但没错而且必须。有人说，海瑞“死守封建礼教饿死女儿”，但是稍微严谨的人都可以考证，海瑞饿死女儿不见于任何正史，且海瑞赞同王阳明《训蒙大意》决定了海瑞的教育思想是开放而不是僵化的。有人说，海瑞僵化愚忠朱元璋，但朱元璋推崇朱熹，而海瑞在更多赞同与对朱熹对立争论的陆九渊。有人说，海瑞是没有朋友的“官场怪物”，稍微认真一点的人，随便都可以从史料中看出海瑞同众多历史名臣的真挚感情和智慧分享的书信。而且，海瑞的胆识不仅体现在刚直不阿上，同样表现是将兵杀敌的行动上。在担任兴国县时，海瑞曾独身入匪窝，并计擒兴国境内最大一股土匪的匪首。那么，海瑞去世后，刚刚考中进士的海瑞弟子许子伟护送海瑞灵柩从南京返海南，并亲自为没有子嗣的海瑞守制三年，而许子伟后来言行证明他深得海瑞的真传。同样，潘存的父亲曾经在文昌任文昌学正，潘存自己也在文昌蔚文书院讲学，必然能传承范仲淹、王阳明、海瑞的文脉。

　　时至今日，习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海南的新定位和新使命：“着力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争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范例，让海南成为展示中国风范、中国气派、中国形象的靓丽名片。”这里认为，“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争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范例”，这个过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海南这一片土地海洋上自然绽放过程。在这“四个自信”当中，习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既然，习总书记强调承担“展示中国风范、中国气派、中国形象的靓丽名片”的历史重任，那么穿越百年历史，作为深受中华文化熏陶、其先祖从中原到福建再到潮州最后迁到海南的“海南建省倡议第一人”潘存，以及潘存生活的备受列强凌辱的晚清，到如今中华民族作为“和平的狮子”再度崛起，我们可以挖掘历史当中走向未来！

　　四、“海南建省倡议”到“海南自贸区（港）建设”，面前未来的“变与不变”

　　从“文化自信”这个角度讲，百年前，倡议“海南建省历史第一人”潘存这些人对中国文化有充分自信，因此不遗余力地投入到以中国文化教育事业中。但是，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清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如果潘存目睹他去世一年之后中日甲午海战中国的惨败，不知潘存会有什么想法？

　　在时至今天，习总书记亲自宣布的海南历史新使命中，其中包括“争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范例，让海南成为展示中国风范、中国气派、中国形象的靓丽名片”，在国人当中同样有不少争议：

　　l在前苏联解体、柏林墙被推倒、东欧发生剧变的今天，基于马克思主义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有多大市场？

　　l“重温马克思主义”是政府宣传机构的梦呓，还是能给我们带来现实的指导意义？

　　l面对“21世纪版‘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质疑”，“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这篇土地上，我们是否能传递足够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化自信吗？

　　事实上，潘存去世一年之后的1894年，号称“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北洋舰队惨败于日本海军，这不仅仅一次战争的失败，而是彻底摧毁了当时很多国人的“文化自信”。如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所描述：“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由于日本的文化同中国文化同源，所以毛泽东说：“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

　　但是不可置疑的是，那个年代胸怀救国救民情结的仁人志士，在内心深处有一个不可剔除的“阴影”——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的强盗国家，而毛泽东等人并不希望中国成为强盗！如毛泽东所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

　　我们知道，哪怕对很多公职人员都认为“重温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空洞的论调。而且，很多“著名学者”在网络视频和文字发言中嘲笑马克思主义，这些言行反而赢得更大的市场。但历史回溯潘存生活的鸦片战争年代，以及潘存去世二十年内，先有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的彻底失败，再有13年之后的1911年底的辛亥革命爆发。接下来辛亥革命之后世界第一世界大战当中，中国以战胜国身份参加1919年的巴黎和会，却要承担战败国割地的屈辱。消息传来，由此引爆如火如荼的“五四运动”。站在我们今天很多人的角度，“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马克思主义”，这似乎“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自我标榜。但是回到那个历史年代，我们才能体会那一代仁人志士的内心煎熬，只有感受那个时代仁人志士的内心迷茫、彷徨，我们才能体会毛泽东当时会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因为，十月革命之前，对于俄国也是侵略中国的强盗之一，但十月革命之后的新生的俄国却“号召反对帝国主义、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这不但与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截然不同，更同“屡屡欺压中国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形成鲜明对比”，这对苦难当中的中国仁人志士思想冲击无疑具有颠覆性。

　　一个侵略中国的强盗国家，突破变成两肋插刀的仗义朋友、邻居！什么原因让俄国发生这种巨大的改变，对于当时苦苦追求救国救亡直到进步人士来讲，不可能不全力关注！而在此之前，毛泽东更多信奉的是无政府主义。美国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提到：“毛泽东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周恩来等人1919年在天津创立了觉悟社。恰如邓颖超在回忆中所说：“‘觉悟社’受的思想影响，与其说接近共产主义，不如说更多地接近无政府主义”。可是，那个时代的救国救民的仁人志士不断改变自己，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从历史来讲，这并不是的历史偶然，最起码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是他们在当时各种思想、尝试对比当中，如毛泽东的体会以马克思主义武装的“俄国式的革命”，“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

　　有人说，如今柏林墙被推到了，前苏联解体了，东欧剧变了，那么毛泽东、周恩来等当时的选择，是不是那一个历史阶段，每个人都会犯下的阶段性错误？如果马克思主义是历史错误，那么为什么包括西方权威媒体BBC在千禧之年的为期一个月的网上投票评选中能够力压爱因斯坦和牛顿，名列“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榜首？2002年，路透社又邀请政界、商界、艺术和学术领域的名人评选“千年伟人”，结果是马克思以一分之差略逊于爱因斯坦。2005年7月，英国广播公司又以“古今最伟大的哲学家”为题，调查了3万名听众，结果是马克思得票率第一，西方其他著名思想家柏拉图、康德、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得票率望尘莫及。

　　在官方提出“重温马克思主义”这个倡议之前的半年，海南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微信朋友圈里说：“昨晚马克思托梦给我，马克思流着眼泪着对我说:你们都误解了我！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仅仅是论述了当时社会阶级矛盾的最尖锐环节和社会管理体系的最薄弱环节。俄国、中国等有社会抱负的精英，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动广大群众从最薄弱、最尖锐的环节入手，砸烂了当时的社会体系，取得革命成功。而很多欧美国家的社会精英，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通过提高福利等措施，修补了社会体系当中的最薄弱环节并缓和了阶级矛盾，同样取得阶段性成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会被西方权威媒体投票评为‘千年伟人’！”

　　尽管马克思被西方主流社会评为“千年伟人”，但是对很多中国人来讲，那似乎很遥远是事情，这个结果似乎跟我们国人没有太大关系。我们知道，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大部分企业推崇“利润最大化”，由此导致马克思在那个年代看到的现实是“资本家压榨工人血汗，不吐骨头”，还是“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如今很多企业崇尚德鲁克管理理念，并在践行德鲁克理念的基础上，真实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但是，德鲁克所定义的“后资本主义时代”，企业家逐渐把企业宗旨从利润最大化调整为：利润是企业必要条件，企业宗旨调整为“创造顾客需求”。资本家不是通过压榨工人的“剩余价值”来攫取更高利润，而是通过发挥工人、管理者的共同智慧，通过创造顾客需求，创造更高利润。工人感受自己是这种创新的受益者，而不是传统观念上的被剥削、被压榨。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不是已经没有社会基础了吗？

　　首先，德鲁克强调的，发挥工人、管理者的共同智慧，通过创造顾客需求，创造更高利润，这不就是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没有剥削的社会吗？

　　其次，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否已经没有阶级剥削了吗？德鲁克预见一年之后的1987年10月美股大崩盘，德鲁克认为，“这不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而是基于审美和道德。”“金融大鳄”索罗斯在上世纪末掀起席卷东南亚和香港的金融风暴，导致很多人家破人亡。面对媒体的质疑，索罗斯说：“在金融运作方面，说不上有道德还是无道德，这只是一种操作。……我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我会按照已定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我不会违反这些规则，所以我不觉得内疚或要负责任。”

　　按照德鲁克理念管理的企业是“基于审美和道德”，这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吻合的。不符合“审美和道德”的金融行业，在资本寡头的控制下，仍然扮演“压榨工人血汗，不吐骨头”的角色。更为严重的是，1986年德鲁克指出，“符号经济（即资本的运动，外汇率与信用流通)取代了实体经济(即产品与服务的流通）成为世界经济的飞轮，而且大体下独立于实体经济，这是一个最为醒目而又最难理解的变化。”这个问题被有些学者称为“德鲁克难题”。更准确地说，当本来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辅助性的“符号经济”、“虚拟货币”，反过来扭曲经济世界时，当“虚拟货币”现在一天的交易量等同于一年贸易和投资融资所需的货币总量时，资本寡头发现在资本市场上兴风作浪，不但比开办血汗工厂赚得更多，而且更悠闲！

　　在世界“地球村”的今天，资本寡头在资本市场兴风作浪的方式是什么？我们注意一个新现象，资本主义的“毒瘤”周期性经济危机似乎很少看到。但是我们看到每一过一段时间，地区性乃至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就会发生，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往往有战争出现。深入分析，100年前，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是为了跨越国土进行资源掠夺。如今只要发行美元并控制美元的流通性即可达到掠夺目的。为配合掠夺，迫使美元资本按照金融寡头的设计方向流动，很多时候往往需要制造地区动荡。金融寡头控制媒体，乃至控制政府，编造谎言，发动让很多人死于非命和让很多人家破人亡的战争。就在习总书记在风和日丽的海南博鳌发表“4·13”讲话、宣布“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第二天，远在中东的叙利亚被西方国家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因此遭受110导弹的袭击。这并不是“孤例”，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被强加上罪名被绞死，但是至今没找到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2015年设在海牙的国际法庭裁决，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双方没有对另一方犯下屠杀罪，但被西方国家以“种族屠杀”的罪名推翻并关押的南联盟前总统米洛舍维奇已经在监狱里暴亡。但最后欧盟发现，这种战争打着民主、自由旗号的战争开始之前，当时欧元和美元的汇率是1：1.08，这场战争打响还没有结束，欧元跌幅达到30%。包括卡扎菲被美军以拥有化学武器的名义屠杀、上个世纪的阿根廷的马岛战争等等此起彼落的地区战争，背后的原因都有资本寡头兴风作浪并攫取巨额利益的影子。

　　哪怕在美国国内，如果哪个总统要触碰资本寡头的利益往往被暗杀。安德鲁·杰克逊之所以没有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刺杀的总统，幸运的原因是刺杀杰克逊的凶手两把手枪都哑弹，而安德鲁·杰克逊去世之后的墓志铭上只有一句话：“我杀死了银行”。同样，面对美国总统林肯被暗杀，德国的铁血首相俾斯麦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林肯）从国会那里得到授权，通过向人民出售国债来进行借债，这样政府和国家就从外国金融家的圈套中跳了出来。当他们（国际金融家）明白过来美国将逃出他们的掌握时，林肯的死期就不远了。”

　　近几十年来金融危机，无一不是控制媒体、控制美国政府的金融寡头，利用舆论欺骗民众，然后发动金融战，洗劫财富，乃至不惜花动战争来配合金融洗劫。所以，“重温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特别在当下，更有与时俱进的现实意义。

　　那么，在非战争状态下，作为企业实体，如何面对“德鲁克难题”呢？也许稻盛和夫的实践经验更具有针对性。当“ROE高的企业就是好企业”这种观点成为常识的时候，稻盛和夫说：“完全不必按那些投资家的意见去办。……将自有资金缩水，去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这样的经营ROE达到了高值，在美国式资本主义世界，这样的经营被评价为优秀。但是在这个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像本次的金融危机——这也是由于人的欲望所导致的。人们为了更加轻松地赚钱，采用各种各样金融技术，来开发出相当多的金融衍生品，从而也引发了美国的次贷，然后波及到了全球的实体经济。”因此，很多日本巨无霸企业在上个世纪两次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乃至破产，但稻盛和夫坚持摒弃以“ROE”来衡量企业好坏，正因为如此，在经历在订单下降90%的情况下，稻盛和夫创办的日本京瓷公司仍然保持盈利。稻盛和夫归隐13年之后，耄耋之年的稻盛和夫重出江湖，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内，让陷入日本战后“最大的非金融破产案”的日航公司，变身为世界上利润率最高的航空公司，也是亚洲最赚钱的航空公司。

　　面对这样的业绩稻盛和夫给出答案是:“我年轻时学习了中国圣人们的教导，这才造就了今天的我。”为什么稻盛和夫能够从内心的信念去拒绝按照投资家追求短期利润，因为在稻盛和夫的内心如他自己所说：“对我而言，通过自己额头流汗、辛勤工作获得利润，而非不劳而获！”那么，稻盛和夫深受中国圣人的教导同时又与的成功实践，是否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相应？这是否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与时俱进的中国“文化自信”？

　　而且，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而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和核心。世界上最早提出劳动价值论是明朝“一代宗师”丘濬，丘濬与潘存一样，成长于中国的海南岛上的。换句话来说，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相互交融的，很多时候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出现了问题，而是我们错解了马克思主义、错解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出现了问题！

　　缅怀过去，是为了面向未来。支撑面向未来的支点，必须依靠人才。德鲁克先生说：“中国的管理必须依赖于中国自己的管理人才的培养，技术可以引进、经验可以引进、资金可以引进，但是管理人才必须是本土化的，只有中国人才可以建设中国自己的管理。”而且，在世界“地球村”和中国“人口红利消失”今天，在海南没有真正有竞争力的产业链条、海南GDP甚至不如顺德一个市的时代背景下，海南自贸区（港）的建设，本土人才的培养更是根本当中的根本。海南当下的发展，稻盛和夫在创业初期所说的话更有借鉴：“我一心想留住优秀的人才，……（但人才）不久就辞职而去了。而留在公司里的人，……都是我原来并不看好的那些‘愚笨’的人。……我把这些‘笨蛋’集合起来，去攻占新的市场。‘笨蛋战术’有两个好处。一个是稳守大本营，一个是培养人才。无论是进军海外还是开拓新事业，我几乎都靠这一战术获得了成功。”

　　更何况，历史告诉我们，海南不是“文化沙漠”，相反在人才培养方面有肥沃的土壤。有学者以明万历年间的人口基准统计：每3914.4个海南人有一名进士，而整个广东省每5582.1广东人才有一名进士；每408个海南人中有一名举人，每722.5名广东人才有一名举人；甚至相比于文化大省浙江省也不逊色，海南每369.5人口中，就有一名进士或举人，浙江省每363人口中有一名进士或举人，而管辖海南的广东省每639.7人口中才有一名进士或举人。

　　海南不是文化沙漠，但为什么会呈现“文化沙漠”的表象？在缅怀古人当中，我们更应该从这些角度思考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