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昌观：唐代海南道教兴起的标志

“景昌观，《九域志》唐乾封中（667年）置。”（见清光绪《昌化县志.寺观》），从《昌化县志》记载中可以看得出，唐朝初期（唐高宗时期），昌化县便有了景昌观这一道教寺庙。记载这一道教庙宇最早的是《九域志》。《九域志》即《元丰九域志》,共10卷,北宋王存、曾肇、李德刍同撰,专记宋神宗元丰年间疆域或地理的总志。景昌观是海南有史以来史书记载的海南第一座道教庙宇，这说明了海南道教最初是由昌化即现在的昌江黎族自治县发源而起的,或者说,海南道教是从昌江(昌化)传播出去的。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发源于东汉，是一个崇拜诸多神明的多神教宗教，主要宗旨是追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济世救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创始人为东汉时期的张道陵。
    张道陵被道徒称为张天师、祖天师或第一代天师。创立道教后，张道陵为了增加道教的神秘感和让人相信道教历史源远流长，就把老子奉出来作为道教的始祖，尊老子为太上老君。其实，道教的创始人是张道陵，道教兴起于东汉。
    东汉建武十九年(43年),伏波将军马援率兵征讨交趾国征侧、征贰两姐妹与五溪蛮叛乱,平定交趾国,往来南海,抚定珠崖,复置珠崖县,珠崖时属合浦郡;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又复置儋耳县。珠崖、儋耳两县均隶属于合浦郡,督于交州。东汉王朝通过政权机构的设置,统一了岭南地区,并加强了与海南先民的联系。而后,汉族开始有组织的通过合浦郡向海南移民,至唐代,据史料记载,移民到海南的汉族人口已达3万多人。
从史料分析中可以得出:昌江是汉、唐时期汉族移民的首选地。之所以成为汉族移民的首选地,是因为昌江时有汉军驻扎,从十月田镇军营村发掘出来的汉代铜鼓可以推断出,汉军的驻扎已深入到了现在的昌江腹地,再加上昌化江流域戍边的军人,昌化一带也就成了汉移民与原住民激烈冲突下的“安全岛”。在这个“安全岛”中,先进而强势的汉族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也就成了理所当然。
    据《昌化县志》记载:昌江县,西汉为至来县、隋朝为昌化县、唐朝为吉安县。唐时吉安县县治设于何处,历史资料无一记载,《昌化县志》亦无定论。但从西汉至来县治设在现今的旧县村至宋朝初期昌化县治移至现今杨柳村东的时称二水洲的记述来看,唐代吉安县的县治应该也在这一带,或者就在旧县村中。唐代景昌观在旧县村这一带应该是一个较为合理的判断。
    兴起于东汉时期的道教,到了唐代,无论是理论建设,还是宫观建设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由于道教始祖老子姓李,所以唐代帝王都以道教为“本朝家教”而始终扶植和崇奉,一批道教学者如孙思邈等对道教的教理、教义和修炼方术等方面作了全面的论述和发展,道书大量刊行并汇编成藏,道教科仪统一并规范化,道教宫观遍及名山都邑。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再加上民间本来就有着浓烈的迷信氛围,使唐代道教文化在中国已相当普及。
    唐代海南第一座道教宫观之所以在昌江出现并被宋《元丰九域志》记录在册,皆因时称为“神山”的昌化大岭。昌化大岭在汉代时便被冠于“神山”而受到道教信徒的祭祀。汉代移民经过多年的经营,昌化江流域下游特别是处于出海口的昌化一带,汉、唐以来的汉族移民,已在此安居乐业,汉族文化的传播已成气候,此时的“神山”已是海南的道教圣地,全岛笃信道教者纷纷集结于此烧香供奉,祈求“神山爷”的庇佑。“神山”与“神山爷”文化已扩散至全岛,在昌化(吉安县)建景昌观,也就不足为奇了。
   昌江(昌化)成为海南道教的发源地,昌化大岭成为海南道教圣地,有一个人不能不提,这个人就是时任吉安县丞的王义方。唐贞观元年(627年),昌化县改为吉安县,属岭南道管辖,贞观二十三年(649年)王义方被贬为吉安县丞。王义方,泗州涟水(今江苏涟水县)人,自幼丧父,家境非常贫困。他饱读诗书,为人特别正直。义方参加明经考试,前往京城,在路上遇到一个因徒步赶路而疲惫的人,对义方说:“我父亲在很远的地方做官,得了很严重的病,我想前往探视,因徒步赶路十分疲惫而不能及时前往。”义方一听,毫不犹豫解下自己的马送给他,连名字都不留就离开了,因此美名振动当时。宰相魏征认为他与众不同,准备把夫人的侄女嫁给他,他婉言谢绝了。不久魏征去世,王义方却主动迎娶了魏征夫人的侄女。别人问义方原因,王义方说:我起初不愿意是不想依附权贵,现在这样做是报知遇之恩。”王义方一直与刑部尚书张亮友好,张亮被诬谋反杖打致死,作为御史的王义方受到牵连,被贬为吉安县丞。31岁的王义方任吉安县丞后,非常注重吉安县的文化教育事业,他召集当地首领商议,创办学校,并亲自挑选弟子,讲经传学,教授礼乐,使当地文明开化,学风渐浓(见《新唐书》、《昌化县志》),。王义方有没有给弟子教授老子的《道德经》,有没有传播道教文化,史书无记载,但被称为海南儒学第一人的王义方在任吉安县丞的3年中,创办学校、讲传经学、教授礼乐,其开创海南教育之先河的壮举,不仅为昌江乃至整个海南的文化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海南道教文化的发展以及景昌观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王义方离开吉安县17年时,海南第一座道教宫观——景昌观顺时顺势的出现在昌江这块土地,与王义方当初在昌江的3年教化,是有着很大的关联的。
    宫观是道教信仰的产物,是道士修炼、祀神的场所,也是信众求神祈福、礼拜神仙等道教活动的场所。它是在道教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并得以完善的道教设施。张道陵创办道教时,是在深山中修炼,道场只是一间草屋;晋代道场虽称“馆”、“庐”等,但除了有的在山洞边筑一简陋的房屋外,基本上是茅屋;南北朝时的北朝,才开始有道观之称,而后,道场逐渐向宫观推进,到了唐代,道教进入繁盛时期,朝廷才明确以“观”字代替了“馆”字,并推动了宫观建设的迅速增长,宫观也从山林中向城镇发展,这也是景昌观不在“神山”中建造而在旧县(吉安县)区域建造的原因。
   道教宫观大致有3种类型:一种是供奉道教至尊之神(这种类型的宫观以至尊之神命名);一种是供奉某一位教派先师(这种类型的宫观根据教派先师的特色命命;一种是供奉道教史上的著名人物和道教神话人物。景昌观属于第三类,是为了供奉道教神话人物—神山上的神山爷而建。
   “神山爷”演变的过程其实就是道教文化发展的过程。道教起源于自然崇拜:华夏先祖崇拜自然、崇拜鬼神,盛行沟通人神意愿的占卜术,它最早是由巫术、神仙方术,复融合阴阳五行、谶纬、咒术等成立思想系统,并导入佛教思想发展而成。“神山爷”的前身“山胳膊”与“神山”前身“胳膊岗”正是这种自然崇拜的产物。海南先民以巫术、神仙方术创造出来的“山胳膊”和“胳膊岗”到了东汉道教兴起时,即迎合道教文化的需要,演变为“神山爷”与“神山”,到了南汉,“神山爷”又演变为“镇海广德王”、到了宋代又演变为“峻灵王”、到了清代,又演变为“明王”,这些都是道教发展过程中出于道教文化的需要而演化。
    唐代是山神崇拜的重要发展时期,对山神的崇拜现象已非常普遍,而道教文化的内核—神仙信仰,为景昌观的建设提供了十足的条件。“本天皇氏第五子,生于戊午年戊午月戊午日戊午时。及地皇氏嗣立。见其本性坚刚,甚相宠爱,鞠育抚养,盘至膝上。赐讳皇及,别号生成。盖谓天生而地成也。至娲皇御世,修炼成真。娲皇下诏,敕令同补南天。天帝闻之,谓南荒之南,地方千里,浮海而出。中有宝山,借以抚镇,不如命此神主之,爷爷自此遂化身峻岭之上。惟时汉黎岐未辟,山高树长,无有知者。汉武元鼎五年,置郡立县于琼,爷爷每每显灵,官民卒吏有祷辄应。因其崇奉为神,并称其山为神山。”(见王云清《峻灵明王出世纪略》)“俗传二月二十四日出生,六月六日成道,有司至期致祭,以膘牛俯仰验丰歉。”(见《昌化县志》)从以上文字记载中可以看得出,作为神话中的“神山爷”到了汉代,就已经演化成了道教文化的内核—神仙信仰中的神仙了。也就是说,“神山爷”以及“神山”在汉代时期,就被汉族移民深深地打上了道教文化的烙印,注入了道教文化的内核,使唐代景昌观的建设有了一个水到渠成的人文环境。
    当年的景昌观规模有多大,史料没有记载,民间亦无一丝痕迹可寻,但从现今的昌化镇峻灵王庙(1980年代群众捐资按  清代时的模式重建)布局和规模以及唐代宫观建筑资料综合推断:景昌观应该由3个部分组成,即前庭、中庭、寮房。前庭以观(庙)门为主要建筑。宫观(庙)门在道徒间又称山门(因观、庙大多建在山中为故),是神仙与俗家之分的象征,跨入宫观(庙)门就标志着进入神仙世界。宫观(庙)门殿内供奉着门神(秦叔宝和尉迟敬德)或土地爷的神像或牌位。除此以外,还有华表、幡杆、棂星门、钟鼓楼等附属建筑;寮房为道众(庙祝)的生活区;中庭是宫观(庙)的主体,以灵官殿为先导(包括主殿、陪殿、厢房、经堂等),灵官殿后面就是主殿,主殿是宫观(庙)的核心,神山爷(峻灵王)就供奉在这里。
    唐代山神崇拜具有明显的多功利性特征,由于人们对山神崇拜的同时赋予它许多功能,以满足各种人群(包括统治者)的不同需要,所以山神崇拜也是当时现实社会形态的反映,构成了当时社会(民众)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这点,我们可以从苏东坡的《峻灵王庙碑》里得到印证“唐肃宗之世,有比丘尼若梦,恍惚见上帝者,得八宝以献诸朝,且传帝命曰‘中原兵久不解,腥闻于天,故以此宝镇之。’即改元宝应。”神山爷在这里已是中唐兵荒马乱时,天分来镇世的八件宝物之一了。
    正因为山神崇拜的多功能性,吉安县府综合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民族心理、生活习俗等通盘考虑后,才在时称“汉黎岐未辟”的蛮荒之地建起了景昌观。景昌观的建设,不仅使海南道教文化得以发源并传播开去,它还深刻地影响着海南人民的文化精神生活,对当时海南社会的进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奠定了海南道教史上的重要地位,是海南道教史上乃至海南传统文化中一座不可绕过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