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马来亚共产党的海南人

前马共总书记客死他乡引唏嘘 曾多次申请回国被拒

　　“前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结束传奇人生”，美联社、法新社等国际媒体16日纷纷关注这位“备受争议的共产主义者”。美联社称，流亡海外40多年、申请回国被拒后客死他乡，时至今日，陈平在马来西亚仍然充满争议。他去世的消息传出后，有执政党议员欢呼，但马来西亚反对派领导人、民主行动党顾问林吉祥称，“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无论是否赞同他的斗争，他的历史地位已经奠定。”

　　据泰国《曼谷邮报》报道，陈平9月16日6时20分在曼谷一所医院逝世，享年89岁。泰国《民族报》网站称，陈平晚年患上癌症，他的亲属将在20日为他举行宗教仪式，其律师希望将其骨灰带回马来西亚，但目前不知能否得到马当局同意。2000年起，陈平多次申请回国，称唯一愿望是回乡祭祖，但遭马来西亚高等法庭驳回。

　　新加坡《联合早报》16日称，陈平原名王文华，1924年10月出生在马来西亚霹雳州实兆远。1939年陈平加入马来亚共产党，在二战中与英国陆军并肩而战，率领游击队抵抗日本侵略。英国政府因他在抗日时期的表现授予其大英帝国勋章。1948年，陈平领导马来亚人民解放军转而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力图建立一个独立的共产主义国家，英国政府收回了有关勋章。为了消灭陈平及其所领导的军队，英国殖民政府在马来西亚展开长达12年的军事行动，并颁布紧急法令，这也是马来西亚现代史上最血腥的一段历史，双方的争斗共造成约1万人死亡。英国广播公司(BBC)16日如此评论这段历史：“12年的时间里，陈平率领着总数5000人、大多是华人的游击队员和10万英联邦军队展开了争斗。这是一场反抗殖民统治的丛林战，结果是双方均被认为施加了暴行。”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后，陈平继续率领部下与马政府军作战。但随后马共势力日渐衰弱，陈平于20世纪60年代迁居中国大陆，最后躲到与马来西亚交界的泰国南部。1989年，陈平代表马共与马来西亚政府以及泰国政府签署《合艾和平协议》，陈平隐居在泰国曼谷。

　　“陈平是亚洲反殖民运动大潮中的一员，越南的胡志明、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缅甸的昂山将军、柬埔寨的前国王西哈努克分别在各自国家掀起了独立运动”，美联社16日称，“和其他人不同的是，陈平的运动失败了”。在马来西亚历史上，陈平一直是一个富有争议性的人物。一些人视陈平为英雄，另一些人则称他为马来西亚的“头号人民公敌”，“批评者认为，陈平领导的马共游击队在战争中对不服从自己的人实施了屠杀。”据马来西亚《星报》16日报道，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主席纳西尔-哈欣16日称，人们应该记住，陈平是先驱之一，他为争取马来西亚的独立先后与日本人和英国人斗争。“如果历史重新改写的话，他会在马来西亚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占有一个位置。”马来西亚还有政客评论说，“陈平并没有想要让自己或密友变得更富有，只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这一点必须承认。”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顾问林吉祥称，如果陈平最后的心愿是把骨灰带回祖国，这一点应该得到允许。《马来西亚内幕》16日称，曾经和陈平领导的马共作战的马来西亚政府警官听闻他的死讯，称自己“失去了一个朋友”。

　　但马来西亚政府认为，如果允许陈平回国，将让许多在那场暴乱中痛失亲人的马来西亚人感到不安。马来西亚土著组织(Perkasa)主席拿督依布拉欣阿里16日称，陈平的骨灰不应该被允许带回祖国。“对我来说，陈平不仅是暴力共产主义运动的首领，还是一个罪犯。陈平应该从历史上被抹去，这样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就不会知道他。”马来西亚全国警察总长卡立阿布巴卡16日称，陈平从来就不是一个马来西亚公民，他的骨灰也不应该被带回马来西亚，“他应该很高兴被埋葬在他待过时间最长的地方”。

　　“两极分化”，《环球时报》记者在马来西亚深深感受到当地社会对陈平评价之复杂。对陈平和马共的定位事关马来西亚的建国史，或可动摇政权的合法性。据记者观察，在对陈平去世的媒体报道中，和亲政府的媒体严格维护官方立场不同，不少当地中文媒体都带着同情，很多华人认为政府应该原谅这个“已经签署和平协议、愿意效忠国家的老人”。

琼海人何英：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

　　何英夫妇

　　1984年，何英（前排左三）回琼海省亲，与当时琼海县领导合影。 何子权供图

　　琼海市嘉积镇不偏村何英故居

　　1960年代,何英(后排左一)和周恩来总理及非洲友人合影

　　文\见习记者 蔡倩 特约记者 王仪

　　今年恰逢何英诞辰100周年，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琼海籍外交官去世也已经20年。这位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在外交场上游刃有余，谈笑风生，对子侄后辈严厉管教又关怀备至，心系故土多次返乡，却拒绝“特殊化”，这是琼海家乡亲人对何英的印象。

　　琼海市嘉积镇近郊的不偏村，伴着白鹅的声声欢叫，在村民的指引下，记者寻到了槟榔树深处的一排低矮瓦房。这排在农村里最普通不过的青砖瓦房，就是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何英的故居。

　　从这普通的瓦房上，也能窥见一丝何英朴实低调的为人与作风。

　　在外交场上游刃有余且谈笑风生，对子侄后辈严厉管教又关怀备至，心系故土多次返乡却拒绝“特殊化”，何英的二侄子何子权为记者还原了何英的形象。

　　风采过人的外交家

　　何英原名何君灿，1914年出生在嘉积镇不偏村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13岁时便出洋谋生，当过学徒、工人和店员。“叔父在马来亚打工，经常会寄钱回来补贴家用。”何子权介绍，懂事的何英早早就挑起了养家的担子。

　　青少年时期的何英就向往光明、追求真理，15岁时在马来亚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6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担任了马来亚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巡视员等职，积极从事革命活动，领导广大华侨反对英殖民统治的压迫，1936年被驱逐出境，返回海南。

　　回到海南的何英曾一度失去与党的联系，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他不顾自身的安危和环境的险恶，四处寻找党，从海南辗转到广州、上海、南京，终于在长沙找到了党组织。

　　1938年至1944年期间，何英先后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与中央高级党校学习。根据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何英于1945年10月奔赴战场。

　　新中国成立不久，何英调入外交部，历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驻蒙古大使，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司长，驻坦桑尼亚大使兼驻乌干达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等职。

　　何英在非洲任职近5年期间，先后参与谈判建交成功的国家有乌干达、桑给巴尔、肯尼亚、布隆迪、赞比亚等5国。以上国家都是刚独立的国家，谈判建交并非一帆风顺。他以充满智慧的外交手段为我国外交事业做出贡献。

　　现任外交部副部长翟隽曾在1992年撰文，回忆自己在何英身边担任翻译时的经历。据他描述，何英的外交工作经验十分丰富，也很会做工作，比较“能侃”，而且能“侃”到点子上，待人接物亲切又自然，极有人情味。

　　关爱子侄的长辈

　　“叔父有3个儿子，都很淘气，叔父说他们比较听我这个当哥哥的话，于是带我去北京读书，也希望我能照看一下堂弟们。”何子权曾在1958年跟随何英去往北京，在何英身边生活了5年。

　　何英育有三子一女：儿子何湘京、何京印与何北京，女儿何小芳。3个儿子起初就读于北京育才学校，后来转学到离家比较近的学校。何子权就读于北京第二十四中学，与堂弟们相互照应。

　　何子权记忆中，叔父工作非常繁忙，每天只有在早餐桌上才能见他一面。“叔父早餐喜欢吃蛋炒饭，吃完就出门了。晚上经常参加宴会，凌晨一两点才回来。”

　　虽然公务缠身，但何英并未放松对孩子的管教。“堂弟们淘气犯错了，叔父会拿皮带抽！婶母劝都劝不住。”何子权说起何英管教的严厉，缩了缩肩，似乎依然心有余悸。

　　“有时教训得太凶，婶母生气了，就‘呯’地一声把自己关在房里生闷气。叔父却说不能太溺爱孩子。”何子权对婶母王浩生气地关上房门的这一幕记忆犹新，但对叔父的毫不妥协印象更为深刻。

　　不过家中孩子们并不畏惧何英。“大部分时候叔父是随和可亲的。周末的时候，经常会带我们出门游玩。去国际俱乐部打网球，去公园踏青，去游泳、看电影……”何子权心中满满地珍藏着那些快乐的回忆，嘿嘿笑着讲起游玩的趣事。

　　何英在家很少提及工作上的事情，但会给孩子们讲一些异国风情的故事。马来亚成片的橡胶园、飘香的咖啡园，都让孩子们觉得非常新奇。

　　“叔父是个对工作非常认真的人，工作任劳任怨，哪里需要他，他就去哪里。”何英给少年时的何子权留下了深远影响。

　　1963年，何子权因不适应北方气候而病倒了。正是这一年，何英接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派，担任驻坦噶尼喀大使。临出国前，何英征求了何子权的意见，把他送回琼海休养身体。“叔父对我说，这次去非洲的任务很重，他不去不行。我的病情也时好时坏，没人照料，叔父就送我回琼海了。”

　　何子权回到海南后，何英还时常寄回家书，叮嘱他好好学习，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不搞“特殊化”的海南之子

　　在距离嘉积镇约4公里的不偏村，坐落着何英故居。这是一排三间横屋的单体建筑，坐东北向西南，是海南汉族传统建筑的一明两暗式，明间为会客厅，两侧是卧室。屋前后均设一米宽屋檐，屋顶建有海南民居习惯设置的“翘头”（鸱尾），房屋并没有什么特殊别致的地方。

　　这套瓦房曾由何英的大侄子何子畅居住保管，何子畅已于近年去世，其妻周玉兰年近六旬，依然住在故居中。

　　周玉兰向记者介绍，何英早年的故居因1973年那场特大台风被夷为平地。台风过后，何英受中央委派来到海南考察灾情、慰问灾民，但对自家故居并没有予以“特殊化”的关照，何子畅靠领取救灾补贴，在老房的地基上建起了这套瓦房。

　　瓦房里配着简单的家具，周玉兰捧出几个相框，拂去框上的灰尘，为记者指点着照片中的何英。

　　据周玉兰介绍，曾经的老房和家具都被台风摧毁殆尽，只剩下一张雕花木椅还比较完整。新的瓦房于1984年6月建成，当年9月何英回到琼海探望亲友。坐在这把老木椅上，摩娑木椅的把手，何英充满怀念地说：“这是我曾经坐过的椅子。”

　　除了几张蒙尘的老照片、一张灰扑扑的木椅，瓦房里就再没有何英的任何痕迹了。

　　有村民向何英提出要求，希望在村中修一口纪念井。何英却连连摆手道：“不要搞特殊化！我当年在战场上的时候，连‘牛脚水’都喝过！这么好的一口井，就不必再修了！”“牛脚水”是指下雨后，路边牛蹄脚印里积的水。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这点污水对于何英与战士们也犹如甘露一般。村中的水井还十分完好，出水清甜，在何英看来，再修一口纪念井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特殊化”。

　　1986年何英回家省亲，应琼海县委的邀请，在当时的琼海县人民政府礼堂（现琼海市嘉积镇南门商业广场）向2000多名干部作我国对外形势报告，阐述我国政府对外的原则和立场。

　　何英的故居平凡又普通，但记者停车问路，村人皆遥指不偏村；记者在咖啡厅采访何子权时，邻桌的人都聚拢过来，七嘴八舌地讨论起这位在琼海家喻户晓的名人；琼海市的一位当年听过何英报告的老干部对报告的内容依然记忆犹新……(2013年09月16日 海南日报)

　　华侨将军陈青山，是在1941年9月的一个深夜，混在难民中游上海南岛的。

　　陈青山，原名陈荣火，笔名陈焕。1919年10月出生于福建省惠安县洛阳镇陈埭头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由于生活所迫，其父离开惠安，带着陈青山的大哥远走南洋，流落到马来亚（今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并靠拉人力车谋生。1922年惠安发生严重瘟疫，由于缺少医药，母亲和三个哥哥先后被夺走了生命。父亲在海外得悉家中噩耗后，由槟城赶回家乡，料理完丧事后含泪将幼年的陈青山带往槟城抚养。陈青山的父亲在槟榔屿拉黄包车为生。每天起早贪黑，拼死拼活地奔波一天，也挣不上几个钱，难以养活自己和两个孩子。无奈之下，只好将陈青山的大哥送回国内务农。可怜的大哥回国后不久就病故了。全家七口人最后只剩下父子俩在槟城相依为命。陈青山9岁那年，父亲靠拼命拉车终于有了些积蓄，找了位继母成了家，并开了个咖啡铺养家。为了让陈青山学点文化，全家省吃俭用，供陈青山入私塾读书。陈青山上学后知道自己读书不容易，因此学习格外刻苦，学习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槟城陈氏树堂的董事长陈汉文见陈青山有培养前途，于是提出愿以祠堂资助供陈青山读书。父亲便将陈青山从私塾转入中华中学就读。1935年，陈青山16岁，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华中学的高小部毕业。陈汉文等又将他送往槟城华侨创办的钟灵中学继续读书。陈青山入读的钟灵中学，是马来亚著名的中学。学校马来亚共产党支部负责人陈文庆见陈青山家庭出身贫寒，为人诚实办事精明，即将他作为骨干来培养，经常向他讲述中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故事和几千年的文明历史，并与他共同探讨人生的意义、祖国的前途和世界的未来。1936年3月，陈青山秘密入党。

　　“九一八”事变后，马来亚半岛华侨的抗日呼声日益高涨，陈青山所在学校也响应“马来亚槟城各界华侨抗敌后援会”的号召，成立了“槟城学生抗敌后援会”组织，他们走上街头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组织义演义卖活动，把筹到的钱秘密汇到香港廖承志办事处，援助中共抗日。陈青山成为积极的参加者和学运骨干。1936年，陈青山加入马来亚共产党。

　　1937年7月7日，中国全面抗战爆发，马共组织支援中国抗战的各项斗争也开展的越来越频繁。陈青山受党的委托负责了学校的抗敌后援会和全槟城学生抗敌后援会的工作。不久，又担任“槟城各界抗敌后援会”的领导工作。1937年下半年，陈青山等代表槟城学生抗敌后援会赴新加坡开会，几个人骑脚踏车，以赛球为掩护，历时半个多月，在十多个城市撒下抗战火种。1938年，他代表槟城学生到新加坡参加全马“学抗”代表会议，当选为全马学抗会常务委员，分工主持北马（槟城、毗叻、吉打、三大洲）学抗的领导工作，并担任马共槟城市委常委。

　　由于他的革命活动引起了马来亚英国殖民当局的注意。他受到殖民当局的拘留审查，最后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才得以释放。

　　他为革命日夜奔忙的时候，父亲患病并日益加重。好心的邻居劝他少管社会上的事情，让父亲过几天舒心日子。陈青山看到父亲那日见衰弱的身体和那憔悴的面容，心里十分难过。但是，他认为从事抗日爱国运动，正是为了千千万万如同他父亲一样的受苦人不再受苦的革命事业，怎么能袖手旁观呢？父亲的病要治，但自己肩上的担子也不能放。于是，他一面安慰父亲和亲友，一面继续参加斗争。不久，马共槟城市委得悉，陈青山再度引起英国殖民当局的注意，已被列入准备逮捕的黑名单，于是决定调他到新加坡从事爱国职工运动。眼看着父亲病得快不行了，但又必须遵照组织决定立即离开，心情是十分难受的。为了党的工作的需要，他忍痛离开父亲奔赴新加坡。在新加坡，他得知父亲离开了人世。是马共组织和好友帮助他为父亲治病并料理了后事。

　　1940年初，陈青山担任了星洲总工会宣传部长、马来亚总工会《前锋报》主编，不久又担任总务（主持人）。为紧密配合国内抗日战争，马共新加坡市委领导各界工人和爱国华侨、青年学生开展了大规模的罢工和罢课斗争，以反对英国殖民当局打击镇压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决定由陈青山担任总指挥。5月1日，声势浩大的工人和学生示威游行开始，面对觉醒的人民大众，英国殖民当局惊恐万分，并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大批马共党员及其爱国华侨和职工、学生被押解进监狱。陈青山不幸落入虎口。在监狱中，他被反复审讯拷打，但仍一口咬定是失业青年，使真实身份始终没有暴露。殖民当局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只得以马共嫌疑分子的罪名叛处他半年监禁。

　　在狱中，他见到了马共中央负责人杨少民、张理等20多人。在杨少民领导下，监狱中建立了临时党支部。杨少民出狱后，陈青山接任书记，继续领导难友们坚持斗争。

　　服刑期满后，殖民当局宣布陈青山等300名政治犯和刑事犯为不受欢迎的人，分批驱逐出境。临行前，马共中央派专人看望了陈青山等，交待了到香港后接转党组织关系的手续，并指定由陈青山负责组织领导工作。

　　1941年初，他被押送香港。由于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陈青山按照马共中央交代的联络暗号以及联络点已无法沟通联络。此时，国民党驻新加坡总领事高凌伯还与英国殖民当局秘密协议，将陈青山等一批抗日爱国华侨由新加坡引渡至中国国内乐昌县的“华侨训练班”（即集中营）继续看押。有些华侨爱国青年在此被秘密杀害。

　　在乐昌华侨训练班，陈青山秘密组织计划了越狱准备。在一次“训练班”“观光”的有利时机，他带领部分难友机智摆脱了国民党看守人员的看管，经韶关、桂林辗转至湛江，终于找到了杨少民和张理等同志。在杨少民的帮助下经中共南方局审查批准，恢复了陈青山等党组织关系。

　　找到党组织后，陈青山向党组织提出参加八路军或新四军。党组织负责人说：“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同志最近指示我们，要组织一批华侨和知识青年去海南岛支援冯白驹同志领导的抗日队伍。你既是华侨，又是知识青年，应带头到海南去。”陈青山立即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到琼崖去参加抗日斗争。

　　陈青山抵达琼崖抗日根据地后，受到琼崖特委书记兼琼崖抗日独立总队总队长冯白驹、副总队长庄田、参谋长李振亚等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与亲切接待。冯白驹鼓励陈青山等人在琼崖为抗日战争和今后根据地的华侨工作做出贡献，使陈青山等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从地下秘密斗争转入公开武装斗争，从城市生活转入农村生活，对陈青山来说，是个极大的转变，艰苦的海岛丛林生活也是一个新的考验。他认真学习海南方言，很快就学会了用海南话与当地群众对话，并能够用海南方言给部队讲课。到根据地后一个月，就被任命为总队宣传科长，并协助总队参谋长李振亚创办了《军政杂志》。同年11月，琼崖独立总队进行反顽作战。在战斗中，他组织宣传鼓动工作十分出色，有力地配合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灭独”的阴谋。1942年初，陈青山调任总队组织科长。为培养总队各级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干部，他奉命主持政工干部训练工作，为琼崖总队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政治工作人员。

　　1943年5月，琼崖特委和总队领导机关转移至澄迈美厚山区。陈青山调任独立总队第4支队政治委员，与支队长马白山一起工作。由于马白山在作战中负伤，支队的军事领导工作落到了陈青山的肩上。同年7月，他亲率第一大队和猛进大队伏击日军运输车队，击毁日军军车2辆，歼敌30余人，缴获机枪******数十支。随后，他率队开辟了四里根据地，并组织部队在洛基圩附近全歼了监修公路的日军一个小队，缴获大量武器装备。此后，又歼灭并驱逐了国民党顽军游击大队，使四里成为抗日的可靠后方。在马白山和陈青山领导下的第4支队在反“蚕食”斗争中，保存了根据地，扩大了抗日游击区地。为总队进入白沙，建立以五指山为中心的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43年8月，五指山白沙黎族人民为反抗国民党顽固派的暴行，在黎族领袖王国兴领导下，举行了武装起义，但最后遭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残酷镇压而失败。当王国兴派人找到第4支队时，陈青山和支队长马白山立即与王国兴等少数民族头领歃血为盟，并派出武工队进入五指山，帮助黎族人民训练军事骨干。同时吸收黎族群众参加海南抗日独立总队，从而壮大了抗日力量。

　　1945年，在驻地一间草棚里，陈青山、何秀英结为伉俪。因为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冯白驹特批了10块光洋办喜事，陈青山一直很感激：“我们的婚礼太隆重了。”

　　陈青山历任琼崖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第1总队政治部宣传科长，组织科长。第4支队政治委员和琼崖人民抗日游去独立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琼崖独立纵队先遣支队政治委员，中共琼崖西区地委副书记，琼崖纵队政治部副主任，第3总队政治委员兼中共琼崖东区地委书记，琼崖纵队政治部第2副主任兼组织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海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广东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海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和乐小海补充资料：

翁秋安，祖籍海南岛万宁县和乐镇乐群村。1941年12月8日,日本侵略马来亚时, 他积极响应马来亚共产党的号召，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并加入马来亚共产党。1942年2月1日，他响应星洲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民众武装部的招募，参加星华义勇军，坚守柔佛海峡长堤，激战7日7夜。1946年，他响应琼崖@纵队的号召，返回祖国参加解@放@战争。他将自己的一点积蓄和华侨的捐款用来购买枪支弹药……1950年6月海南岛解放后，他从部队复员，分配到海南行政区水产局任科长。后调任莺歌海盐场场长，1957年被划为右派，含寃入狱，妻子改嫁……文化大革命期间再遭受迫害。1974年出狱后，无家可归，返回祖籍和乐镇三角路荒无人烟的荒坡上，居住在废弃的草寮里，当时他虽然只有50岁左右，但由于患有严重的胃出血病，体里子弹头作崇，整个人瘦得只剩下皮包骨，不能行走，只能匍匐前进。为了活命，他养两只母鸡，让鸡在荒坡上觅食，下蛋养活主人。他唯一的亲人侄女每隔10天左右就来看他，帮忙到集市上卖鸡蛋换大米(当时粮食是供给制，市场上的大米是高价)。草寮离水源远，他无法挑水来喝，住在离他的草寮约一百米有一位好心的看寮人(看护农作物) ，这位好心人，看他可怜，每天挑水绕道经他的寮前，停下顺便舀2瓢水给他，这时他会从草寮里爬出来接并表示感谢，夜幕降临、荒坡上一片漆黑，连一支蜡烛也买不起。贫病交困，孤苦伶仃地度过他最后惨淡的人生。因体内子弹头带来病情恶化，胃破裂出血，没有钱治疗，约1981年，当人们载歌载舞、杀猪宰羊、鞭炮声中欢度新春佳节时，这位著名的马来亚爱国归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南征北战，驰骋沙场，英勇杀敌，为了新中国的诞生、马来亚的独立，立下汗马功劳的战斗英雄，身穿上琼崖纵队的军服，在草寮里与世长辞……

琼崖纵队

通讯科长 翁秋安政治部主任 文度陈岩(后) 组织科长 符致东 方建三(后) 宣传科长 林鸿盛林木青(后) 符行之(后) 党务科长冯裕进 敌工科长 林木青

望洋而叹补充资料：

琼海博鳌的传奇人物，被毛泽东誉为红色福尔摩斯的布鲁，也是马共出身，后转为中共。解放初期为广东省首任公安厅长，蒙冤入狱瘐死，可说是建国后党内第一桩冤案。资料：

布鲁，本名陈泊，又名布鲁，原名卢茂焕，海南人，青年时代在印尼工作，是马来西亚共产党党员，193年归国到达延安，因为有特工天赋，被康生推荐给毛泽东，得以重用，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副处长，被毛泽东称赞为“延安的福尔摩斯”，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中央社会部二室治安科科长陈龙、总政锄奸部侦察科长钱益民、边区保卫部部长陈泊是延安情报界、保卫界的三大侦察专才。建国后，被罗瑞卿打为英国特务被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

布鲁原名陈泊，1909年出生于海南岛一个渔民之家。1926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琼海工农红军，在攻打博鳌失败后，被迫流亡海外。在印尼开中餐馆的三舅，收留了陈泊，还供他就读华侨中学。1930年，陈泊任马来亚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化名“布鲁”——这是马来语“螺丝钉”的译音。1936年和一批被驱逐回国的同志乘船经香港回到祖国大陆，陈泊随后被全国总工会调到了延安。1942年陈泊一手破获的国民党军统“汉中训练班”大案在边区引起轰动，总共有60多个潜伏特务落网。情况上报到中共中央，毛泽东感到十分振奋，赞赏道：“这个布鲁真是我们延安的福尔摩斯！”又说：“可惜我们只有一个布鲁，再来10个布鲁就好了。要用布鲁这样的人保卫延安！”不久，陈泊就被任命为延安边区政府保卫处处长。解放初期，陈泊在广东担任省公安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长。

1951年，刚40出头年富力强的陈泊，被突然涌起的一股政治漩流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在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领导下，办案部门以陈泊“丧失革命立场，包庇反革命、特务”的罪名，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然而，10年监狱生活过去之后，又被押送到湖北沙洋劳改农场监督劳动。自1961年起，这位谍报战线身手非凡、曾有延安的“福尔摩斯”之誉的杰出斗士，在劳改农场又苦熬了11年。1972年2月25日，陈泊终因疾病的折磨，在农场医院含冤去世，终年63岁。铮铮铁骨、刚直不阿，最终惨死在劳改农场，可谓千古奇冤。

所幸，折腾了整整三十年，使一千多人无端受到牵连的“两陈冤案”，终于被彻底翻转过来。1982年5月，陈泊及原副局长陈坤的冤案才得到了平反。公安部长赵苍壁在大会上致悼词，指出：“陈泊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业。特别在延安九年，对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广州解放前夕，他在华南分局和广州市委领导下，迅速恢复了广州的治安。他爱憎分明，对敌狠，对己和。为中国革命贡献了一生。但在全国解放初期，对陈泊同志曾作过错误处理。现经复查，已予平反，恢复名誉。”

冤案内幕

1949年9月，人民解放军四野、二野大军进逼两广，叶剑英受命出任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兼广东省委书记。他带领一批干部来到江西赣州，与中共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副书记尹林平等人会合，组成中共华南分局，其工作重心是准备接管尚在国民党手中的华南都市广州。对于广东的社会治安和打击匪盗特务，叶剑英是有所考虑的。他在延安时期就知道陈泊的情况，很想到广东后任用这位红色“福尔摩斯”。于是，便几次致电陈正人，请江西省委“割爱”，让陈泊调到广东，担任广州市的公安局长。陈正人拗不过叶剑英的要求，只得同意放人。

10月中旬，陈泊离开江西南昌，来到中国南部最大的都市广州，他的职务是华南分局社会部长兼广东省公安厅长，广州市委常委兼市公安局长。这位豪气冲天的红色“福尔摩斯”，打算在南国的都市竭尽自己的忠智大干一场，但万万没有想到，这里竟成了他蒙难道冤、悲惨屈死的地方！

广州是人民解放军攻占的大陆最后一座重要城市，一败涂地的国民党除了布置大量的特务潜伏下来，还网罗了港、澳当局清出的一批盗匪歹徒及流散的警宪人员，把一座阳光初洒的花城搅得乌烟瘴气，令平民百姓惊恐不安。

当时广州市公安局还有3名副局长，孙乐宜、朱明是南下干部、20年代的老党员，陈坤是广东地方干部，原为中共在香港的情报系统负责人。11月上旬，即陈泊等人随叶剑英进入广州10余天，叶剑英找广州市副市长朱光和陈伯商谈广州的治安问题。这段期间，潜伏下来的盗匪特务与黑社会恶势力相勾结，乘我革命秩序尚未建立起来的混乱之际，到处兴风作浪，杀人抢劫，活动十分猖獗，每日发生的抢劫案达100多起。叶剑英讲道：如果我们不能迅速地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制止抢劫案，使社会治安得到根本好转，于国内国际的政治影响非常不利，市公安局必须以此为工作重心，打开斗争的局面。

刚刚接管过来的广州，人民政府处于初创阶段，市公安局尤其需要大量警力，干部严重缺乏，而南下干部不懂广州方言，情况不熟，于是同为广东人的陈泊与陈坤肩负的责任更重。陈泊主持召开了两天的局党委会议，对工作作了认真研究，成立3个武装便衣队，每个队员配备以短枪。为尽快侦破敌特组织，便衣队利用一些反正过来的敌特分子以及三教九流人物多方侦查线索，捕捉匪特。陈泊从市局派出两名广东籍的科长担任便衣队正副队长。便衣队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得全市的抢劫案迅速下降。

此外，市公安局从地方和部队调进大批人员，还从原国民党警察局挑选数百警员充实公安队伍。在各方面人员基本具备的情形下，按照局党委制定的工作方案，紧张有序地铺开各项工作，只用半年左右的时间，全市的公安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破获各种匪特制造的抢劫、放火、杀人案件320多起。抓捕人犯1500多人，缴获敌特的电台13部，各类长短武器逾千支；挫败了国民党特务妄图爆炸广州市军管会办公大楼的阴谋，抓获特务11人，包括台湾所派遣的军统上校组长，并使特务电台的报务员为我所用；配合地下党策反了白崇禧部所辖的“桂山号”军舰，舰上400余官兵全部起义投诚，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内线关系从澳门特务站站长郑某家，取得一批军统机要文件，其中有广州潜伏特务的花名册和地址、台湾发来的电报指示与“潜伏工作月报”。据此将国民党军统、中统及国防部二厅的三大特务系统设在广州的地下组织，一举扫击殆尽；与地下党组织联手调动金融界的关系，将蒋介石特批给“副总统”李宗仁赴美的3万元美金截获，为广东获取了一笔“意外之财”。

中共华南局、广东省委对市公安局的工作大为满意。叶剑英在写给公安部领导的一封信中，特别提到：“广州市的潜伏敌特力量迅速得到肃清，社会治安的根本平定，与陈泊同志的领导努力是分不开的。”

谁也不曾料想到，40岁出头、正是年富力强的陈泊，干得正得心应手的时候，却突然遭到灭顶之灾！

1951年1月24日夜晚9时，正在家里办公的陈泊，被省公安厅人事处长派车接到华南分局的一个小会议室，由从北京赶来的公安部部长宣布逮捕，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副局长陈坤。3天之后，陈泊与妻子吕璜及两个孩子，陈坤与妻子高华及3个小孩，被押送到广州火车站，由一个班的战士武装押解北京。两个昼夜到达北京后，两家人被直接押到公安部软禁起来。

继陈泊、陈坤被押往北京后，一场空前规模的大逮捕铺开了，短短的十几天之内，广州市公安局中有300多人被抓，而在广东省公安厅被抓的人数超过了700人。短时间在一个省的公安系统内，进行如此大范围的抓捕行动，令人万分震惊。以两陈被捕为标志的这一事件，成为建国后公安系统第一大案件。

两陈被押解北京后不久，中共华南分局在广州召开分局、省、市三级干部会议，由公安部部长作了“关于陈泊、陈坤所犯严重错误”的报告。报告中指控两陈系“暗藏的英国特务”、“中统特务集团的黑后台”。这让会场上所有人震骇不已，目瞪口呆，心惊肉跳。一年来曾被上级称赞为在广州公安战线做出卓越贡献的陈泊、陈坤，竟然是坏人！尽管不少人心存疑惑，但话自公安部长口出，又能有什么异议？随后，根据上级的布置，广州全市公安战线掀起了“大揭发，大批判”的高潮，要求所有的干警“站稳立场成清界限”，人人揭发，个个表态。而在省公安厅内部，加紧了对上千名与“两陈案“相关人员的审理，一些被认为与两陈有直接关系的重要“犯人”，遭到不分昼夜地轮番审讯。这个任务犹如铁板一样：一定要挖出隐藏在广州市公安局内部的“中统特务集团”。

建国初期的公安战线，干部大多是农家子弟或解放军军人，缺少文化，没有经验，更谈不上有法律意识，有的只是对阶级敌人的仇恨，保卫革命政权的热情和战斗精神。几乎所有人都只会按照战争年代对敌斗争的逻辑思维，以军令如山倒的精神状态去处理问题。既然上级揪出了陈泊这个“英国特务”、“中统特务集团后台”，肯定是不会错的。看到犯人拒不交代，审讯人员心头愤怒，就拿出对付敌人的手段以刑逼供，迫使这些“犯人”交代罪行，对两陈作出指证。在这些“犯人”中，有两人尤为要紧——梁侠、程长清。他们多次受到车轮战式的审讯，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梁侠的一条腿都被打断了。这个曾在香港我方情报机构担任秘密特情的广东汉子，终于熬不过酷刑，含泪画押承认自己是“中统特务”，是受国民党指派打入广州市公安局的“特务头目”。程长清及另外一些人的情形也与梁侠大致相似。就这样，省公安厅两个多月下来“累累战果”，打出了一个“中统特务集团”，上报到公安部。1951年8月，根据公安部的指示，广东省公安厅从700多名人犯中挑出224名为陈泊、陈坤任用过的情报人员，包括历史复杂、有过劣迹的“要犯”，作为“中统特务集团成员”，集体解押北京，由公安部直接审理。

人证俱在，确凿无疑，一个隐藏在公安战线的庞大而骇人听闻的“中统特务集团”宣告破获。

1951年4月底的一天深夜，被软禁在北京的陈泊与陈坤，尚在睡梦之中，突有一个班的荷枪实弹的军人闯入，将他们戴上手铐押走，投入了公安部的监狱。

轰动一时的“两陈案”从1951年1月24日起，一拖就是两年多，迟迟不能结案。两年之后，加在两陈头上的“英国特务”、“中统特务集团后台”的罪名不见了，变换成“大量起用未经改造的敌特警员，严重违反党的公安纪律”。1953年5月，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以陈泊“丧失革命立场，包庇反革命、特务”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0年。对已在1952年10月，因精神折磨加上病后得不到医治而含冤去世的陈坤，也以“包庇反革命、特务”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

突如其来的巨大的政治厄运，使得陈泊痛苦得几乎疯了。他不知道多少次在监狱中挥动着被镣铐锁住的双手，发出“何罪之有”“冤枉啊”的呐喊，不知道多少次向审讯人员万分激动地诉说自己的冤屈，他的嗓子嘶哑了，牙关咬得出血。然而，他的申辩和表白始终无人理睬。

1961年，在冤狱大墙阴影下苦熬了10年的陈泊，被释放出狱。他来到妻子吕璜工作的全国妇联，一打听，吕璜去山东出差，一周后才能回家。经门卫指点，他匆匆来到红旗中学找到儿子陈修力，父子俩紧紧地抱在一起。

然而，命运的神光只出现了短暂的瞬间。仅仅两天之后，一大早，刚回到家的陈泊尚未起床，几名武装公安破门而入，收缴了陈泊的释放证，然后不容分说将他带上警车，直接押送到北京站开往武汉的火车上。任陈泊一路上愤怒至极地吼叫，公安毫无表情，不予理睬。陈泊真是悲愤欲绝，痛感多舛的命运竟没能让他看到与自己血肉相连、患难与共的妻子！到武汉后，湖北省公安厅已有警车在站台等候，水米未沾牙的陈泊被押往数百里外的荆门沙洋劳改农场……

陈泊的政治罹难，不可避免地累及到了吕璜。从1951年7月起，已经调入全国妇联的吕璜，就在党内定为“控制使用”。虽说陈泊关押在北京，但不知囚于何处，夫妻二人近在咫尺，不能相见。半年过去，在吕璜一再向公安部有关部门据理力争后，直到陈坤死后，她才被允许探监。每一次探望，吕璜都是强忍愤悲，竭力做出轻松的样子，只讲好的情况，鼓励丈夫好好地活下去。

吕璜怀着利箭穿心般的痛苦，就陈泊的无端蒙冤，向上级提出申诉。不久，在全国妇联秘书长曾宪植大姐的热心帮助下，她将一份7000字的申诉材料，递交到了邓颖超手上。两天后，邓颖超把吕璜请到中南海西花厅，亲自给她倒茶，两人亲切交谈。邓颖超同情地说：“你的材料我已看了，怎么会搞成这么严重？”吕璜泪水盈眶，强忍悲愤扼要地补充了陈泊的相关情况。邓颖超听得认真仔细，末了点着头说：“这个案件看来很有情况，我要向恩来同志反映，请他过问一下。”

吕璜怀着无比的感激与巨大期望，与邓颖超握手洒泪而别。邓颖超果非虚言，不久，她将陈泊、陈坤蒙冤的情况向周恩来讲了，周恩来心情有些沉重地表示：适当的时候过问这件事。

周恩来的确过问了两陈的案件，不但从公安部调阅了相关的案件材料，还在电话中与公安部长作了交谈。

然而，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周恩来的关注过问根本无济于事。那位公安部长放下电话后大为震怒，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受到严厉指斥，再也不准吕璜探监了。从此，吕璜再也不知道丈夫在狱中苦挨时日的情况。

远在湖北荆门沙洋劳改农场的陈泊，与其他偷盗、强奸、抢劫等刑事犯罪分子，在繁重的劳动和低劣生活条件中苦度时日，受尽折磨。他曾得到了正直善良的农场砖瓦厂厂长黄志凯的关照，但黄不久就被人告发到军管会，结果是直接连累了这个极具正义感的工农干部。陈泊又被秘密押送到另一个远离公路的劳改分场，吃住、劳动与其他劳改犯人一样。此时陈泊已近花甲。1972年2月，一身是病的陈泊，在昏迷不醒的情况下凄然长逝，时年63岁。

一个昔日英姿勃发、豪气冲天，为革命披肝沥胆竭尽智慧的谍报高手、闻名延安的“红色福尔摩斯”，就这样含冤撒手人寰。陈泊16岁起投身革命，在其后47年的人生当中，竟然在敌人和自己人的监狱里度过了24个春秋。陈泊去世之时，吕璜正在“五七”干校牛鬼蛇神的队伍里受劳动和思想改造的煎熬。

陈泊蒙冤的深层缘由，并不是很复杂，但有着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环环相扣的因素，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因极左思想的影响，陈泊被人的诬告，而上级领导又轻信了这几人的谗言，以战争年代说一不二、军令如山的军事化作风处理此案，终使陈泊冤沉苦海，抱恨辞世。

抗战期间，陈泊从新加坡辗转广东、上海来到延安后，侦破过几个大的案件，知名度非常之高，被毛泽东誉为“延安的福尔摩斯”。但“阶级警惕性”一向很高的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却无端地怀疑陈泊的伤臂是“王佐断臂”，并下令撤了陈泊的延安边区保卫处保卫部长一职。

由于陈的“断手之因”无法查清，此事不了了之。康生的怀疑，在陈泊蒙冤这件事情中，是否起过什么作用，因至今尚无实据，不可妄说。

然而，因为工作上的分歧产生个人矛盾，致使关系恶化，以整倒对方而后快的情形是有的。陈泊在东北任松江省省委常委、社会部长兼哈尔滨市公安局副局长的期间，就因为侦查方针等问题上，与东北局社会部主要负责人发生过争执。这本来属于业务范围内的不同意见，应当允许民主讨论。但当时的干部多是行伍出身，炮筒子脾舌剑，脸红脖子粗，同时以服从上级命令为天职，于是发生一边倒的倾向。陈泊被扣上了十几顶政治帽子，什么“狭隘经验论”、“单纯技术观点”、“神秘主义”等。

性情正直而傲然的陈泊认为自己有理，没有屈就，反而针锋相对予以反驳，这就为他日后的蒙冤种下了祸根。当时与陈泊发生争执的人在建国后成为公安部负责人之一，有关陈泊的流言蜚语就是从那儿传出来的。

另一个致使陈泊蒙冤的是谭某某。这位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在延安曾与陈泊同事于保安处，由于工作上意见分歧，发生过多次争吵，关系不甚融洽。陈泊在广东担任省公安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长3个多月后，公安部忽然调谭某来到广东，接替陈泊的职务，陈泊降为第一副厅长、第一副局长。当时华南分局以至陈泊本人都认为这是中央为加强广东治安工作而采取的措施，谁都没有在意。谭某到任后不久，在向市公安局干部讲话中，对市公安工作予以全盘否定，指责陈泊等人依靠三教九教、阶级异己分子、乌龟王八蛋来侦查破案，是混淆阶级界限，敌我不分，是路线错误。谭还抓住市公安局下属部门在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失误大做文章，夸大上纲。1951年1月24日，罗瑞卿亲抵广州宣布拘禁两陈的那天晚上，是谭某当着罗瑞卿和叶剑英的面，用手指着陈泊进行揭发，内容是陈泊、陈坤“如何背着党相信敌特，包庇、重用敌特”，“重用中统特务梁侠，私自给予秘密的外勤处长职务，在梁的领导下，已发展特务二三百名，操纵了市公安局，使人民的专政机关变了质”等等。

由于谭某的“揭发”，使得叶剑英大为震惊，无话可说。后来的事实证明，谭某所对陈泊、陈坤的“揭发”，均是毫无根据的诬陷，他主持的对梁侠、程长清等被捕人员刑讯，使他们被屈打成招，打出了一个子虚乌有的“中统特务集团”。一年后由公安部审理的224名“梁快中统特务集团”成员，最后的结论是没有一个人是特务，根本不存在这么回事，纯粹是谭某搞逼供信打出来的。

还有一个与两陈蒙冤案有关的人物，则是当时公安部主要领导罗瑞卿。这位满脑子是敌情的主要领导，听信个别人的谗言，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而且就是错了也要错到底！尽管他后来心中亦明白，陈泊的冤案是公安部某些人一手制造的，但如果宣告陈泊、陈坤无罪释放，那就意味着一是向党中央、毛主席承认自己搞错了，否定这个案子就是否定了自己；二是放出陈泊无异于放虎归山，生性刚强的陈泊必然会“大闹天宫”，一旦中央决定复查，事情就会真相大白，到头来可就影响太大了！

1956年9月16日，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罗瑞卿作了题为《我国肃反斗争的主要情况和若干经验》的发言，讲道：“前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前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布鲁（陈泊），滥用职权，包庇特务，背着党和人民所进行的许多犯罪活动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更大的损失……”同年第20号《新华半月刊》全文转载了这个发言，公布全国。自此彻底封住了关于“两陈案”的不同意见，给这一案件钉了铁钉。1959年8月庐山会议后，这位已离开公安系统的领导，看到了陈泊从监狱里扔出来、被街道清洁工检到上交的申诉材料，登时大为恼火，将这份材料批转到公安部，明确地批示处理。于是，事情被层层追究下去，一直追究到当天值班的看守员。这个受了处罚的看守，提着皮带将陈泊从牢房拖出，狠狠地毒打一顿后，骂着说：“你贼心不死，总想翻案，给老子惹麻烦。你左手残了，右手还不老实，好哇！”骂完一手将陈泊死死按在地上，一手将陈的右手臂向后扳，只听得“卡嚓”一声，陈泊的手臂完全脱臼了，他大叫一声，昏死过去……

陈泊、陈坤都是叶剑英点名到广州市接管公安局工作的，又对两陈的工作政绩非常满意，两陈案一出，叶剑英大为不解。他对罗瑞卿说：“陈泊的历史我是了解的，他在南洋的时候，革命立场就非常坚定，以后到了延安，一直表现很好，屡立奇功，是个难得的公安领导干部，怎么会是英国特务、反革命呢？”罗瑞卿的回答是：“你只了解陈泊回国后的那段历史，却不能了解他在南洋被捕后的这一段。”

叶剑英说：“他为了处死叛徒，在搞炸药时把手都炸掉了，这能不说明问题？”

得到的回答却是：“你怎么能证明这不是‘王佐断臂’的苦肉计？”

叶剑英深为陈泊感到不平，然而发火也许对陈泊更为不利，他以解释的语气说道：“过去，在公安战线，利用社会的三教九流，包括反用敌方人员为我服务，这是常用的办法呀。起用那些旧警员，是经过省委批准的，不能把账算到陈泊的头上。”回答是：“那是你的想法，我们认为不完全是这样。”

叶剑英无言以对了，只好从长计议，但此后他非但对“两陈案”爱莫能助，自己也被卷入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中。其实“两陈案”，是广东政治大地震的先期征兆。

冤案的深层原因

1951年11月，中央突然批评广东的土改进度太慢，“就像乌龟爬行”。1952年6月12日，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广东问题。会议指责华南分局第三书记、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省土改委员会主任方方，犯了两条重大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地方主义。曾经受中央派遣来到广东调查情况的薄一波，后来在回忆中写道：“听到有人反映华南分局一些领导同志在使用干部的问题上，存在地方主义倾向，甚至认为叶剑英是带头搞地方主义的。对于这件事，剑英同志虽然当时也和我谈起过，但他不愿多讲，我觉得其中似有难言之处，故未便深问。他要向中央报告一下，希望中央再派人调查，把事实弄清楚。”

中央对广东工作的批评，引起极大的冲击。1952年6月，华南分局召开扩大会议，展开对方方的严厉批判，矛头直指三大问题：“广东党的组织存在严重的不纯现象”、“混入了大批坏人”、“敌我问题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解决”。已经被捕入狱的陈泊、陈坤也被当做重要实例。

会议批在方方身上，锋矛却另有所指。会上，叶剑英主动承担了责任，沉重地说道：“主帅无能，累及三军。”“分局领导在方针路线上有严重错误，应我负责，责无旁贷。”

方方也被迫作了违心的检讨。这次大会之后，方方被降职，叶剑英也因“身体关系”到北京“养病”。后来，叶剑英气愤地说，广东的土改本来是按中央、中南局布置进行的，毛主席的严厉批评，那是“有人不顾事实告了我的御状”！

从这以后，广东的土改愈搞愈左，造成严重后果。与此同时，又掀起了批判冯白驹、古大存等广东省领导人“搞地方主义”的政治运动。最后结果是方方被调走，冯白驹受到处分后调离广东，古大存被撤去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省长职务。两次“反地方主义”的斗争还扩大到广东各地区、市，许多主要领导人相继受到批判、撤职，受到各种处分的干部上万人。仅第二次就处分副省级和厅、局级干部90余人。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就可以理解陈泊、陈坤无端蒙冤，为什么无法得到中共华南分局、叶剑英以及广东省委的强有力保护，又为什么迟迟不能为这桩冤案甄别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