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社科名家·曹锡仁专栏⑧ ||儒家“仁——礼”思想基线存在和发展的历史依据

　　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之所以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推不倒、熄不灭，原因并不在于这一学说体系本身的丰富驳杂，其根本原因乃在于它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的特征，从而与之密切适应，反过来又对其所由产生的现实基础起到保护和维护作用。并非孔子本人有什么可爱，倒是他的学说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宝贝。而“仁”与“礼”有机构成的这一基线正是这宝贝儿的生命线。

　　《说文解字》说：“仁，亲也，从人二”。《中庸》释“仁”为：“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这是可信的。说明“仁”之起源确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反映了原始氏族部落内部的亲亲原则。正由于此，孔子才把“孝悌”作为“仁”的根本和基础。可见，“仁”所反映的最基础的东西，乃是氏族血缘关系。

　　“礼”则不然，“礼”自身的发展，使它成为氏族奴隶制的代称，从而它的本质是“别贵贱”、“有差等”，所反映所代表的先是氏族宗法等级制，后是贵族宗法等级制。

　　“仁”的基础是血缘，“礼”的基础是分工、等级、宗法，两者是不能等量齐观的。但是，包括奴隶制和封建制在内的中国古代社会，既不是纯粹的血缘制，也不是单纯的宗法等级制，而是建立在氏族（尔后是家族）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贵族宗法等级制，血缘关系与宗法等级关系的结合则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本质特征，而“仁一礼”这一儒学互为里表、体用一源的基线构成，正是受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

　　任何从现实生活中形成，并且比较实际地反映了现实的思想体系一旦产生，就会对社会发生巨大的反作用，从而这—思想体系也找到了自己存在和发展的根据。所以，中国古代社会所具有的这一氏族血缘关系遗存与宗法等级关系结合之物质条件，正是儒学“仁——礼”基线结构存在和发展，以及不被其他学说替代的历史之谜的秘密所在。

　　与上述逻辑相一致，春秋战国时代和孔学先后一起兴起的其他几家学说，则由于不具备与中国社会现实基础相适应的条件，因而非但不能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主流，而且有的学说或迟或早地要被历史淘汰。

　　墨家虽然讲“兼爱”，但与孔子的“仁”是大相径庭的。孔子讲“仁”，以是否合乎“礼”为其标准；而墨家的“兼爱”，则旨趣在“兼以易别”，要否认“礼”所代表的宗法等级制，这使他的“兼爱”、“非乐”观尽管在形式上看比孔子更彻底，包含的平等因素更多，但这在那个等级森严的时代却只能成为一种幻想，墨家学说被历史否定无疑是不可避免的。

　　法家积极进取，极力主张从“礼”中分化出来的“法”，崇尚法制。它不但反“仁”，也责难与“仁”相一致的“礼治”，一任严刑峻法；这虽然可以得势于一时，却不能维持于长久，法家在秦汉以后便只能作为统治术的一翼而被儒家思想所吸收。

　　道家虽然不满当时人类的你争我夺，追慕远古的平等时代，侈望人类原始质朴美德的复归。但是人类毕竟走上了文明时代，而道家却把社会分化带来的不平等和灾难的根源都归在仁义”和“礼乐”的身上，从而对现存的一切采取消极的和一概否定的态度，这就使它的学说从基础上违背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尽管道家思想在历史上常为农民起义采用，作为自己的旗帜，然而其学说的真正价值只能在社会分裂时显示出来，而不能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与儒学平起平坐。

　　魏晋南北朝时期兴盛起来的佛家体系，虽然当民族精神空虚之时，为心灵的慰安和精神的寄托提供了帮助，然而它却诱人避俗出世，不曾有一剂的救世良方。它与旨在经世致用的儒学是无法匹敌的。历史上，可以说从佛学传入中国始，就存在着与传统儒学争地位的问题，但是其结果，每每是援佛入儒，以儒释佛，终于在宋明时期儒学理学化之中，被儒学改造吸收。自鸣高雅超脱的佛家宏义，也只能作为民族文化的补充而有些作用。

　　历史以自己特具的洞察力和准确性，选择儒学作为自身意识的主要材料，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历史毕竟是历史自己，逻辑也就包含在其中。

　　这里，不是因为儒学比之其他学说“先进”、“革命”、“高明”，只是因为儒学与中国社会的特征适应、一致起来了的缘故。其他学说不具备这一特征，因而在历史上都被儒学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打败了，而扶助儒学取胜的主要力量，就在于中国古代社会这一实体本身。

　　历史最终选择了儒学，在漫长的25个世纪中，中国以单家独户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小农生产方式没有变，在此之上形成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等级制度没有变，与此相适应，以“仁——礼”的动态性结构为其基地的儒家学说体系也就不会在本质上有什么变化。

　　随着历史的社会的动荡，这一基线体系内部可能会出现一些形变，例如在战国中期，孟子突出强调“仁”，并把它发展为“仁政“，几乎容纳了“礼”的全部内容；在战国后期，荀子则特别强调“礼”，以致于使“礼”具有“法”的意义，叫做“礼法并隆”。

　　然而，不论孟轲还是荀况，他们都不曾从根本上否定儒学的“仁——礼”结构。历史上有孔孟连称不必赘述，就连被一些人歪曲成法家人物的荀况，也是“要其归与孔子异者鲜矣”，是“大醇而小疵”（《韩昌黎集•读荀》）。

　　学界不少人提醒说，能把春秋时的孔学与宋明时的孔学（即理学）相提并论，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而它的另一方面却是，宋明孔学（即理学）总是先秦孔学的发展、演变，在其基线上，却不曾发生什么质变，只是其“以礼杀人”的本质愈益显露罢了。

　　统治阶级可以根据形势不同突出强调“礼”或“仁”，却不能将两者的任何一方抛开，而“仁”、“礼”有机结合的情况正好构成政治哲学伦理化和伦理哲学政治化的特征，这确是儒家学说的理论特色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