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社科名家·曹锡仁专栏⑨ ||儒家“仁——礼”思想基线的历史价值

　　“仁——礼”结构作为其基线使儒学在中国历史上长期起作用，说明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乃是一种合理的存在。合理不等于积极，然而积极作用却包含在其合理性之中。

　　孔子以“仁”释“礼”所创建的“仁——礼”结构在儒学中地位的确立，使传统的神学观念动摇了。不像周公那样，借天之命，行人之道；也不像墨家那样，以借天之志，明鬼之灵，行唬人间之实。

　　它既没有传统的一切听命于神的宗旨，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又没有使“礼”只停留在外在的约束力之中，用“仁”把“礼”的规范从外拉向内，从而使“仁——礼”结构取得了建立在亲子之爱基础上的人性化特征。

　　说儒学反神是不妥的，而承认儒学与以信仰为主的宗教有别是事实。正因为如此，儒学不是宗教，不同于宗教，由于“仁——礼”结构在儒学中的主宰作用，使得儒学在历史的发展中，不仅自己不能成为宗教，而且具有排斥一切宗教神学的潜在能力。正是这个方面，使中国在过去终于摆脱了宗教神学的统治。

　　“仁——礼”基线的有机构成，使得等级制与血缘关系及其所含的人道精神，都不能单方面地发展到极顶，它们互相制约，互相干涉，从而有力地保护了为时久长的血缘宗法制，并且使这一政治制度总是相对地处在一种温情的气氛之中。温和的基础产生温和的理论，而温和的理论又维护温和的基础。中国社会相对于欧洲，基本上处在一种振幅不大的变化之中，人心平和，社会安宁，国家在秩序严整的状态下前进，这当然有其弊端，然而它对于安稳民心、发展生产、保护传统民族文化，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作为民族精神，种类名目是很繁多的，然而最基本的精神，就是建立在亲子血缘基础之上的“爱”的精神，“仁——礼”正是突出了这一点，故而它在民族精神的形成中，作用就非常之大。千百年来，华夏诸族，不断融和，从而使这个民族人数之多、范围之大，构成世界之最。

　　并且，在此基础上经过长期培育而形成的爱国主义和向心力，在国家团结统一中，也起到毋庸置疑的作用。多少流离海外的侨胞，不是每每思念故土，希望黄土埋忠骨？就连与共产党政见不和，晚年隅居台湾的于右任等一批国民党元老，在垂暮之年，也无不表达出“望大陆兮思故乡”的情怀。

　　物质的力量是根本性的，然而精神作用也常常叫人震惊。凝聚在民族精神之中的诸如宽厚、忠诚、互助、友爱、人道、信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不为钱物所动、崇尚道德情操等等，难道不是与在“仁一一礼”结构基础上形成的儒学体系长期的陶冶、培育、弘扬有关吗？

　　“仁——礼”结构为基线的儒学，毕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流，它与封建体系相适应，就不但有合理积极的一面，也有其缺陷和消极的一面，从而形成儒学传统的重大局限。

　　如大家公认，儒学对于延缓封建制度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而其中真正起作用的，是旨在以温情脉脉的姿态来维护宗法等级制的“仁——礼”结构。

　　同时，这一“仁——礼”结构基线在对人的规定中，不是以物质而是以所谓道德作为价值尺度，使人与人的关系始终维系在血缘传统习俗之中，在数不清的“非礼也”、“不仁矣”、“仁乎哉”的规范中，人的个性被抽象的道德所吞噬，人的自由本质湮没在无个性的共性之中。

　　“忠”、“孝”观成了全社会的普遍道德，所谓“孝之始”、“孝之终”，所谓“三从四德”、“三纲五常”，所谓“修身养性”，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饿死者事小，失节者事大”，等等，虽然这一切不全是“仁——礼”结构本身的，但也确乎是它的发展、展开形式和具体化。

　　在“君尊于上，臣恭于下，尊卑大小，截然不犯”（《朱子语类》68）的等级森严的秩序中，从严格意义上讲，除皇帝一人外，人的利益、人的尊严、人的地位、人的价值、人的自由等等都被“忠孝”之网束缚了。“人”这一人的最高本质，完全消失在隶属和依附的外化关系之中了。

　　说“仁学”发现了人，首次重视了人，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说“仁”就是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显然是不准确的。因为“仁”中对人的承认和重视，其主要之点乃在于屈从于血缘关系和在此基础之上的依附关系，它决不是今天人们理解的“平等”观。

　　不注意这一点，就会夸大其词，吹涨了“仁”的意义。历时数千年，中国人固然在“仁学”的影响下，曾经享受过人世间的脉脉温情，但是，有的时候也曾在“仁义礼智信，链枷锁子棍”的迫害中受尽无穷的苦难。

　　然而，孔子的“仁——礼”结构为基线的儒学中，毕竟吹进了新的精神，这一基线中所包含的原始人道精神、崇尚精神情操、原始平等观等等，经过千载沉积，已经构成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