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社科名家·曹锡仁专栏 ⑥||中国传统哲学的三大特点之三：承认发展变化与调和矛盾

　　中国传统哲学的三大特点之三：承认发展变化与调和矛盾

　　中国传统哲学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承认发展变化的辩证方法与调和矛盾的形而上学体系的矛盾。

　　有人评论说，中华民族有辩证思维的优良传统，这话是不错的。的确，在很久以前，中国的辩证法就产生了。中国人在久远的古代，已经开始探求世界的统一性，产生了“和”、“同”、“异”的概念和“五行”学说，《周易》更是专讲“变化”的道理的。

　　中国的哲学家们在自己的理论探索中，提出了“有对”、“耦”、“新故相除”、“矛盾”、“一物两体”、“变化日新”、“动非自外”等大量的命题和范畴。这些无疑都包涵了丰富的辩证思想，这些天才的科学思想萌芽中，凝聚了历代哲人们的艰苦探索，是应当予以充分估价和肯定的。

　　但是，只要我们细究，就会发现古代哲人们的辩证思想是在形而上学的框子里进行的，并没有冲破“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牢笼，而且是以矛盾调和为其最后归宿的。请看历代所谓辩证大师们的最后结论。

　　老子有“归根曰静”（《老子•十六章》），“静为躁君”(《老子•二十六章》）。孟子由“反身而诚”，导出“天人合一”的体系，认为“万物”皆“备于我”，因而必须“定于一”。墨家理想的是“尚同”。荀子提“至道大形”，“天下如一体四肢之从心”的集权统一思想。董仲舒主张“大一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张载有所谓“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篇》）。朱熹的“合二为一”。即使古代辩证法的集大成者王夫之，也认为“终无相敌之理”，“太和，和之至也”（《至蒙注.太和篇》），没有摆脱形而上学调和论的束缚。

　　这种形而上学的体系，在政治上则表现为“大一统”的思想，成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石。不可否认，以调和矛盾为其哲学基础的“大一统”思想，在构筑和巩固中国各民族大家庭的团结融合，对于国家的统一，是有巨大作用的。然而，必须看到，这种“大一统”的思想体系，又起到泯灭个性、巩固家长统治、维护专制主义、延缓封建制度的作用。

　　这种调和矛盾的思想体系，对辩证法的发展起到严重的阻碍和钳制作用，使生动活泼、变化发展的辩证思想得不到独立发展，从而最后被其体系所闷死。中国古代这种体系与方法之矛盾的不可克服性，造成了古代辩证法的悲剧命运，其历史根据是不言自明的。

　　中国哲学史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形式上的丰富性与内容上的停滞性的矛盾这一特点，在我国过去的著述中，多不被哲学史家认识，要么只言其丰富多彩，沉溺其内，要么言其不典型，摇头唉叹。这都是由于没有从中国哲学发展史的实际出发，带有片面性所招致的。

　　一部中国哲学史，最引人人胜之处，堪称先秦百家争鸣了。在二百年间，各家异说兀起，相继登上思想舞台，为建立新制度而提供理论根据，产生了各式各样的哲学思潮。儒家崇“礼”，法家推“法”，墨家“尚同”，道家讲“无为”，名家究“名实”，阴阳家弄“变化”，这些学派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代表不同阶层的利益，为不同的阶级服务，互相辩难，相与攻伐，有史可载者，百人以上，庄周曾以“百家之家”而称道，并不过分。

　　这真是中华民族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哲学大繁荣，不愧是我们民族史上光辉灿烂的时代！这个时期的哲学，不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都是这么多彩，这么深广。

　　先秦之后，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哲学也得以相应的发展。两汉经学有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魏晋时代，又出现玄学之辩，至隋唐有佛学各家各派，儒、佛、道三家；合流归于宋明理学，宋明理学之中又有陆王与程朱之异。

　　哲学的发展，又产生了许多新的范畴、新的概念，什么“天人感应”、“形神关系”、“崇有崇无”，更有“本末”、“理气”、“道器”，还有“人心道心”、“见闻之知”、“德性之和”等等。这些新提法，新命题，无不反映了当时哲学发展的新成果，新进展，反映了人类认识水平的多样性的深化。

　　以上所述，围绕“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决“人性”，“善”、“恶”之疑而形成的哲学新思想，构成了中国哲学史的独特品格，而有异于其他民族。它反映出中华民族思维的多样性、丰富性，从而成为世界哲学发展史中的典型。

　　但是，我们在考察中国哲学的多样性丰富性的时候，也同时发现，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哲学发展历程中，其最终成果，并没有从根本上、从质上、从整体结构上突破先秦时代所奠定的中国哲学思想的规范。

　　让我们以学界公认的古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集大成者王夫之和朱熹为例，进行考察。

　　王夫之

　　王夫之堪称中国的大哲学家，他继承了先辈的优秀传统，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他的体系代表了古代唯物主义和古代辩证法的最高成就。他的自然观认为，“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范围也”（《正蒙注•太和篇》）。这是唯物主义的元气本体论，是循着荀子、王充、张载的路子形成的见解。

　　他在认识论上，也有许多新见解，他坚持“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觉乃发”（《正蒙注•太和篇》）的反映论，区别“能”与“所”，主张发挥人的认识的能动性。他从元气本体论出发，建立了自己的辩证法思想，承认事物的对立与统一（“太和”），认识到相对静止，悟到一些绝对相对的道理。

　　他主张“行先知后”，重视“行”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在历史观和人性论方面，主张进化发展，反对复古，主张重视人的物质利益，反对空谈“天理”。

　　总之，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是丰富而深刻的。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他用元气来说明世界的统一性，不免带有形而上学的尘雾；他强调“仇必和而解”，又使自己的辩证法陷入形而上学的窠曰；他重视“行”在认识中的作用，却无法理解社会实践的真实内涵；他重视人的物质利益，却又主张“惟其理本一原，故人心即天心”，与“天理”说划不清界限。

　　王夫之的全部哲学同样是为了调和矛盾，更好地维护封建王朝，他的局限同样也是先辈们的局限。在具体上，在各个局部方面，他发展了先辈的哲学，使其丰富了、深入了。但在全体上，在本质上，却是一回事，一个大类。王夫之只能借助时代给他提供的思想舞台，做他所能够做的最佳表演。

　　朱熹的哲学与王夫之的哲学有类似之处。他的以“理”为核心的哲学体系，直接导源于周敦颐、二程、张载和佛教诸宗，而根源于先秦孔孟。

　　朱熹

　　从发展的角度去考察，一方面，朱熹把先辈的哲学更加系统化、完备化了，但另一方面，却更加封闭了认识。你看，他的“理”的体系比之孔子的“仁”的体系，是完整得多了，但是，孔子的“仁”却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大飞跃，而他的“理”却是一大退步。他说过，天地万物都毁掉了，只剩下一个理。他是从“理”出发，又回归到“理”的，这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结构。

　　尽管朱熹的哲学充满了思辨，而最终却被形而上学的“理”所闷死，他的哲学的可悲结局是必然的。王夫之、朱熹其人其学，尚且如此，其他哲学，自不待说。

　　先秦以前，在漫长的哲学探索中，历代哲人的确耗尽了心血，苦苦求知，在先秦哲学的基础上，向许多具体的领域，向各个具体的方面，作了巨大的发展，创造了多方面的成就。但是，在总体上、在体系上、在本质上，却始终没有能够冲破先秦哲学的框子，历时二千余年的哲学发展史，并没有发生质的飞跃，因而也就没有出现划时代的突破。

　　这一形式上（在具体方面有时则是内容，形式是指总体而言）的丰富性与内容上的停滞性的矛盾，以及这一矛盾在中国封建时代中的不可克服，实在是中国哲学一大特点。充分认识和评估这一特点，对于搞好批判继承，发展当今哲学，是有特殊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