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社科名家·曹锡仁专栏 ④ ||中国传统哲学的三大特点之一：死守善道

　　中国传统哲学的三大特点之一：死守善道

　　在严格意义上，中国哲学始于春秋末世，是从孔夫子开始的，从此，经过了艰苦曲折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历史特点，表现了民族理论思维的独特格局。

　　在中国哲学史上，历代哲人最关心的莫过于社会的治乱问题。因此，紧密结合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紧紧抓住“通古今之变”这—主题，深究“治世之道”，便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特点之一。

　　中国的哲学家，大都是政治家。世事沧桑，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尖锐地摆在他们面前，使他们不容回避。因此，考究治乱的原因，分析治乱的一般规律，制定解决治乱的方案，便成了历代哲学家共同关注的中心议题。

　　孔子面临“礼乐崩坏”的局面，提出了“仁”与“礼”的理论，用“托古改制”的方式，表达“吾从周”的理想，为此，推行一套改良主义的路线；孟子继承孔子学说，大讲“仁政”，主张“法先王”。

　　韩非子则针锋相对，认为“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韩非子•五蠢》），主张法治，反对礼治，反对“法先王”；荀况更把“法”与“礼”加以改造，提出重“王道”兼采“霸道”的思想；墨家幻想“尚同”社会，老子主张“小国寡民”，要回到古代去。

　　从先秦的“礼”、“法”、“王”、“霸”之争，到两汉魏晋的“有为”、“无为”之辩，再到宋明时期的“天理”、“人欲”之别，无不反映了先哲们对“治世之道”的探求。

　　他们看到社会的基本要素是“人”，因而，“治世”其实就是“治人”。他们强调义与利的内涵和关系，由此也形成了不同的见解。唯心主义脱离人的社会存在，把“义”与“利”对立起来，用“义”取代“利”，反对“利”。他们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要求人们“正其谊不谋其利”，“灭人欲、存天理”。

　　唯物主义则与此相反，强调人的实际利益，认为，“义，利也”（《墨经•上》），主张功和利，要人们为建立功利而奋斗。他们认为，要实现社会的大治，必须掌握人心，即所谓“夺人”，“重民”，“利民”。因此，他们推行的“王道”、“霸道”政治之辩，“有为”、“无为”之别，无不从此发端，并认为这是实现天下大治的具体路径。由此，也形成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野。

　　一般说来，唯物主义认为道德感化的基础在于满足人民的一定物质生活需要。荀子就说过：“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荀子•礼论》。因而他们提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史记•货殖列传》）的命题，要妥善处理好人事，使“群生各得其命”，“万物各得其宜”。

　　同时，他们比较重视人民的作用，提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思想，主张“民贵君轻”，认为只有重视民的作用，配合以道德教化，才能使他们安分守己，而“不争”，这样，“王道”才能得以实现。

　　唯心主义则把“王道”实现的关键，看成是人的内心修养的程度。他们反对有知有欲，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灭心中贼”，由此来实现“王道”之治。

　　虽然在具体问题上，各家之说，差异很大，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即“胶固王道”，规定“治世”的道理。

　　中国哲学也探求自然，所谓“究天人之际”。但是，他们不是从自然出发，通过研究自然的规律，来认识世界。相反，是从人类社会出发，用社会去比附自然。例如董仲舒，就是通过究天人关系，提出“天人感应”的理论，建立起“君权神授”的目的论，为现实政治服务。所不同的，就是有些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哲学家，能够通过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研究，用以倡导发挥人的能动性。

　　荀子的“明于天人之传分”就是此例，但无论如何，或者用社会世事去附合自然，或以自然变化来类比社会，其目的都是要通过“究天人之际”，来“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也就成为“通古今之变”的一个手段和侧面。

　　古代哲人虽然在运思中有各不相同的模式，但其目的都旨在“笔参造化，学究天下”，“思以其道易天下”。

　　孔子为学，“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以达王事而矣”（《史记•太史公自序》）。墨家“非命”、“非攻”、“尚贤”，倡导“兼爱”，是为了实现“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墨子•尚贡》）的理想。孟子反对“曰利”，主张“仁义”、“侧隐之心”，是为了达到“仁政”的“王道”治世。

　　荀子说：“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天论》），不过是为了论证社会的治乱与自然无关，目的在于为新兴地主阶级建立新制度而张目。

　　韩非子力主“法治”，反对“礼治”，区别“自然之势”和“人为之势”，认为“抱法处世则治”（《韩非子•难势》），为替封建阶级统一天下制造论据。两汉时期，黄老政治主张“无为”，是看到了秦王朝“有为”的弊端。董仲舒的“三统”、“三正”、“更化”、“三纲五常”，都是为了建立“大一统”的秩序。魏晋玄学讨论“有”、“无”、“本”、“末”，重新改造道家的“自然无为”，是鉴于汉朝灭亡的教训。

　　朱熹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知先行后”、“人心”、“道心”，是总结了历代的统治经验，企图泯灭人们的反抗念头。王守仁要破“心中贼”是嫌程朱仍不干脆彻底。

　　可见，历代的哲学家，他们的哲学思想的建立都是从现实的社会问题出发，又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正由于如此，中国哲学家不但著书立说，而且身体力行。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屈原以身殉职，董仲舒“三年不窥园”，司马迁发愤著述。他们既著书立说，又参与政事，既是哲学大师，又是政界名流，他们的著述既是各自研究的成果，又是亲躬践履的总结。

　　不少哲人，“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行为”，他们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实现自己的“治道”理想，不惜“鞠躬尽痒，死而后已”。中国哲人这种“死守善道”的态度，便形成自己特有的圣贤风貌，凝结在民族精神的花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