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社科名家·曹锡仁专栏||“中国问题”论②

　　中国哲学致思倾向的两种实现方式

　　繁杂异趣流派众多的中国哲学，何以表现出同一的致思趋向？这一问题的确让人费解。但是，透过其外表，我们看到，以人为中心的中国哲学同一致思趋向，主要通过两种基本的方式来实现。

　　第一种是求本的方式，以道家和佛家为代表。尽管道家以“道”作为自己体系的最高范畴，但是，严格来说，“无”却是它的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范畴。虽然老子对它的“道”曾作了无与有的统一的思辨规定，但是，他仍把无看得比有更根本、更能反映“道”的本质。

　　所以，在道家看来，无是本，有是末；无是体，有是用。以无为本的道家思想，后来被魏晋玄学家更加强调，少年王弼自以为悟出了老子的真谙，他说老子的思想一言以蔽之，曰：“崇本息末”！

　　值得我们深入分析的是，道家崇本、崇无、崇道，是否主张离开现实人生世界去孤往天体自然呢？显然道家没有这么做。

　　道家反复强调“道常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圣人体无”、“道常无为”，不过是为了论证“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老子•三十七章》），为了“身先”、“身存”、“成其私”，从而使人“与天地合”，“同乎大顺”（参阅《老子•七章》，《庄子•天地篇》)。即使在魏晋时代，谈“自然”也始终为了确证“名教”的价值。

　　可见，道家崇无求本，其立足点在现实社会，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现实人生。也因此，道家所求之本，并不是什么自然之本，而恰是人之本性。

　　中国佛学所以是中国宗教，而不同于印度佛教和西方基督，根本点在于中国佛学并不否弃生灵，这以禅宗最为典型。

　　什么是佛？在禅宗里，不是神灵，也不要超越，佛性即是人性，人性也即佛性。惠能说过：“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因此，他主张要成佛，就是“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外来的佛教不能解释和圆融中国传统的人性与佛性之间的矛盾，唯有禅宗贯通两全，所以禅宗不但战败了佛教其他宗派，而且作为真正的中国佛教而深入积淀在华人的意识体系中。这样，求佛的精神本体便与人性这一人的本质统一起来。

　　所以，表面上，道、佛两家，前者崇无求本，后者成佛求本，相去甚远，实际上，两者求本的结果，都在人性中得到了同一。

　　道家要人们切莫丢弃人的原始质朴本性，以抗拒体现为末的现实社会对人性的扭伤；佛家劝慰俗人不要为尘埃所染，以防止精神自由实现的甬道被阻塞。道、佛两家通过不同的途径去求本，表现了人的问题、人性获得的问题始终在他们各自学派中占主导地位。

　　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称儒家的学说是“哲学一人学”，同样也可以认为道佛两家同样体现出“哲学一人学”特点，只不过方式不同罢了。

　　另一种是求末的方式，这以墨、法两家为典型。如果我们硬要在墨家的思想中寻“本”的话，当然也可以说它的“天志”说是其“本”。这样的假定使我们看到，墨家思想中所包含的宗教迷信成分的确不能回避。

　　但是，综观墨家学说，不能不认为他更注重现实功利，所谓“兼相爱，交相利”，所谓“趋利避害”，都说明了这一点，而“天志”、“明鬼”不过是为了推行其思想更方便更有说服力的借助。这样看，墨家的旨趣并不在于求本，而是以紧密联系社会生活实际效应而立说，是求其末。在这里，无须追根溯源，也不必探寻人性之本，

　　墨家把人的世界中已发生的现实状况当作既定的前提，从而提出种种“不能那么办”，“必须这么办”的问题，正体现出其对人的思考是舍本而逐末的态势。

　　这一方式，与法家不谋而合。我们从“法出于礼”、“礼出于俗”的演变过程已可确认，法家体系在春秋战国产生，本身已表明它是发展的结果，而非产生的原因。没有什么迂远的争论，也无须追究道体系原理，一切都在变化之中。变化发展、从今而非古正是事物的原有道理。很显然，法家几乎完全站在已成事实的基地上去建立自己的学说，这就不能不体现出与道、佛相异的思考人的问题的方式。

　　值的注意的是，无论求本或者求末，都凝结在以人为中心这一致思趋向之上。求本，提醒人们不要为现实干扰诱惑丢弃人性之本；求末，则要求人们必须面对现实而不溺于空论。从逻辑上说，求本是讲“必要性”，从末是讲“可能性”。两者各执一端，莫衷一是。

　　诚如黑格尔揭示的那样，如果求本是正题，求末是反题，那么，体现合题的应属儒家的方式。如果只从形式上看问题，很可能得出儒家也是求末的结论。其实不然。我们故然可以依据儒家注重礼治，主张从政，要求积极人世的思想判定它是求末，但是，我们同样可以根据儒家坚持孝悌仁义，不为钱物所动而认为它是求本。

　　其实，儒家的真面目倒是既求末又求本，是两者的有机结合。孔子把“天下归仁”视为人类社会的最高境界，把“仁”的实行实现看作一个人的最根本的人性完成，不正是这种鲜明的“哲学一人学”的本体观念么？

　　而且，我们时下通用的本体论观念，仅是西方移来之词，假若我们从东西方哲学形态两别的角度考察问题，孔子儒家所开创的“仁——礼”结构体系，不正是把本末揉合而成的结果么？也许因为儒家充当了合题的角色，所以他的学说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占居了主导地位。

　　从哲学上看，求本比之求末，似乎更具深厚力，所以，中国宋明时期的哲学合流，不是墨、法、儒，也不是墨、法、佛，而是儒、佛、道三家归一，从哲学史自身的发展逻辑看，此三家合流倒是顺理成章的，而理学则作为新的合题而替代了旧的合题——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