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公祠堂第一对联解析

第一对

世人皆闻，粤东正气海公批逆龙鳞

今者当知，滨海邹鲁刚峰难得胡涂

世人皆闻，粤东正气海公批龙鳞

今者当知，滨海邹鲁刚峰难胡涂

解析：邹鲁是孔子的家乡山东。滨海邹鲁，指明代丘海等海南人才倍出，因此对海南的美誉。

都知道海瑞刚直不阿、批逆龙鳞，很少人了解海瑞有刚柔并济、难得糊涂的管理艺术。

详细资料见李长茂入选海南省社科联专家论文库论文《海瑞的反腐“一根筋”及其灵活性？》

海瑞的反腐“一根筋”及其灵活性？

【摘要】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海瑞抬棺骂皇帝”的故事，从而把海瑞定格为“一根筋”的“怪老头”。但是，如果我们深入了解海瑞“智斗”朝廷重臣胡宗宪的儿子和严嵩爪牙钦差大臣都御史鄢懋卿，在勒令江南豪强退还投献田地时，海瑞既坚持原则同时又给对海瑞“有恩”的徐阶最大程度的尊重，特别是海瑞从当县令开始，除了一身正气，还非常注重刚柔并济的施政手段，绝对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一根筋”的“怪老头”。 

【关键词】海瑞一根筋刚柔并济南平教谕胡宗宪左副都御史鄢懋卿徐介嘉靖四忠顾可久唐胄香港反腐新加坡反腐

我们很有多人认为，海瑞是“一根筋”的“怪老头”，甚至有学者这样说：“海瑞应天之政无私为国，体现其忧民为民之恳切本心，同样也表现了浓重的理想化色彩。其间行事乏于灵活应变、委曲求成的济事策略，以极端化、简单化作法处理复杂多变之政务。”还有学者说：“他当然是极端的廉洁，极端的诚实，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能是极端的粗线条，极端的喜欢吹毛求疵……他体现了一个有教育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的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

特别是海瑞抬棺骂嘉靖皇帝，名扬天下，似乎更能证明这一点。真的如此吗？

海瑞初入官场，确实有点刚直有余而柔韧不足，在担任福建南平教谕的时候，无论面对知府乃至钦差大臣，海瑞都坚持遵从祖制，不在明伦堂对知府和钦差大臣行“跪拜礼”，明知道要得罪上司，也要坚持原则。但是，海瑞因坚持维护制度受到上司奚落而愤而辞职。一直帮助海瑞的“贵人”，时任福建提学副使的朱衡在给海瑞的一封挽留信写到“平生所学谓何？所出谓何？只争一跪也？”

海瑞在辞职被挽留之后，或经过朱衡点拨，在后续的宦海生涯中，已经开始调整，即保证自己一身正气的同时，在非原则性问题上，又注重采用圆融的手段，处理官场当中实际问题。面对胡宗宪儿子和钦差大臣、左副都御史鄢懋卿，包括后续的施政过程中，面对各路权贵乃至面对嘉靖皇帝，海瑞不改本色，但更多表现出刚柔并济的手段。如果海瑞是一个“一根筋”、认死理，海瑞不懂人情世故的官员，那么为什么在接待胡宗宪的儿子的时候，没有直接按照大明律法给胡宗宪的儿子治罪，而是展现高度应对管理技巧。先是拿出“证据”证明肇事人是“强盗”假冒胡宗宪的儿子，从而让手下人大胆惩治。事后并没有因为自己执行公务而六亲不认，而是刚柔并济地给胡宗宪写信阐明”为什么会认定此人是假冒胡宗宪儿子”，同时在没收随身携带的巨额财产之后，把人交给胡宗宪处理。同样，海瑞以一个七品县令，在对待严嵩爪牙、钦差大臣、都御史鄢懋卿，首先坚持原则，不铺张浪费去接待，同时又要保证不把矛盾扩大化，海瑞采取的方法是给鄢懋卿写信，用鄢懋卿说过话堵住鄢懋卿的嘴，而不是一味蛮干激化矛盾。

如此之刚柔并济的行事方式，难道是“乏于灵活应变、委曲求成的济事策略，以极端化、简单化作法处理复杂多变之政务”？在勒令江南豪强退还收受投献田土的针锐矛盾冲突问题上，因推行江南新政而得罪曾经有恩于他的江南大地主徐介，海瑞同样既做到公私分明，同时最大程度地尊重徐介的“面子”【《海忠介公行状》：“即恩厚如华亭相公家（即徐介家族），亦义劝其退田不已”】。毕竟海瑞在上疏骂嘉靖皇帝的时候，皇帝雷霆狂怒之下准备治海瑞死罪时候，徐介当时巧妙地说几句话，让嘉靖皇帝冷静下来！作为江南大地主徐介家族，面对徐介家族自动退田不多的问题，海瑞在《复徐存斋阁老》信中加以劝告，当徐介找他的继任者李春芳出面跟海瑞疏通时，海瑞在《复李石麓阁老》信中说得委婉但同样坚持要求徐介退产过半，在信中劝说徐介家族接受海瑞的退田建议，就可以减少徐家为富不仁的骂名【《海忠介公行状》：“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知之耶！为富不仁，有损无益……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幸勿以为讶。”】。可见在要求自己恩人徐阶退田这个问题上，海瑞并非“极端的喜欢吹毛求疵”，而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通情达理地耐心劝导吗？事实正如海瑞所说，还没有等到徐阶“百年后”，徐家就不“得安静”，徐阶的几个儿子被发往边境充军。当然，很多人认为这是铁面无私的海瑞干的，事实上，是徐阶政治对手高拱借徐阶儿子行事蛮横的事实，指示心腹蔡国熙为彻底击倒徐阶所为。《明史·高拱列传》写到：“阶子弟颇横乡里，拱以前知府蔡国熙为监司簿录其诸子，皆编戍，所以扼阶者无不至。逮拱去位，乃得解。” 也就是说，海瑞非但不是“极端的粗线条，极端的喜欢吹毛求疵”处理问题，相反海瑞非常注重这些细节执行环节，非常具备远见。

就“海瑞墓将被打造成全国廉政文化教育基地”的话题，在南海网《用清官文化克制贪腐，看上去很美》的文章中，该文作者认为“以海瑞墓为重建修葺为契机，打造全国最大的‘廉政文化’也好，‘清官文化’也罢，其作用无外乎是对在位的官员进行廉政教育，以做到让其在位勤政廉洁，其初衷无疑是好的，体现了一种培养“清官意识”的反腐理念。但是，笔者十分怀疑这样做的效果如何。换言之，依靠培育这种‘清官文化’就能有效遏制贪腐吗？而大量实践证明，依靠培育官员的思想认识来杜绝腐败，实在是缘木求鱼，充其量只能是‘看上去很美’，我们反腐败的意识观念不能还停留在几百年前儒教治国的水平上。……国际上成熟而有效的反腐败制度已经驾轻就熟的运用多年，我们的反腐败思维还停留在‘清官文化’层面上，实在有些遗憾。”这种观点确实具备一定的代表性。

但是，海瑞的“清官文化”真的同现代先进的反腐制度格格不入吗？

我们知道，反腐败是世界性难题，香港、新加坡从上世纪中期腐败成风，经过几十年移风易俗，很多人认为其中一个“分水岭”是：无论是香港还是新加坡，现在都形成“贪一分钱”也要判刑的严格制度？如新加坡规定，公务员接受香烟，不能超过“20支”等规定，既符合风俗人情，同时避免这种人情异化为行贿手段。而海瑞所处的明代，那时候秀才取得资格以后，按风俗要给学官送礼以表达尊敬。为了避免这种人情变质成行贿，海瑞不是死板地规定“不准送礼”，而是原来习俗是个人分别送给学官，现在海瑞让集体弄一个桌子，放一份酒，集体送学官表尊重。海瑞这种做法不是同新加坡、香港等反腐制度异曲同工吗？

有媒体资料提到，廉署成立之初署名举报个案不超过30%，近年该比例则持续超过70%，其中署名举报中可追查案件高达90%；二是廉署成立之初全年接获的贪污举报中，有86%是针对政府部门，目前这一比例已降至30%，其中被确认可追查且被成功检控的比例则更低。如果解读这些数据？也就是说在香港廉署成立之初，当时香港社会贪污盛行，但敢于实名举报的人不多，如今香港市民对贪污问题已经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心态，实名举报几乎不会有什么压力，部分香港市民举报都采用实名而不用匿名，但是由于如今的香港政府非常廉洁，发生在政府部门的贪污腐败案件大大减少。也就是说目前世界最廉洁、高效政府之一，也是从当初“腐败贪污盛行”情况走过。看到这番描述，感觉海瑞似乎香港廉政公署的“祖师爷”。海瑞在担任应天巡抚任的时候规定把先前在淳安、兴国的施政经验更加系统化，海瑞规定：每个月一个月初二和十六这两天可以直接来告状。为了最大限度地帮助老百姓，海瑞规定告状的人不必书写状书。因为当时有文化的人不多，很多老百姓都不懂写字，而一般的状师跟权贵往往有勾结，不肯帮老百姓。于是，最底层的老百姓“乐于”成为海瑞反腐败的最好帮手！海瑞端正不正之风的态度也传递当时应天府的最基层的每个角落，同时与最基层的老百姓形成强大威慑的“合力”，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当时社会的不正之风。

像南海网《用清官文化克制贪腐，看上去很美》的文章认为，海瑞所代表的“清官文化”，是把“政治的清明完全寄托在官员的道德素质”，同时据此来认为弘扬海瑞的“清官文化”意味着“忽略了在监督方面的制度建设”。但是，实际恰恰相反，一个有效监督制度的建设并最终能够脱离“人治”又能保持良性循环，恰恰是因为这套制度和制度运作的氛围能培养、提升制度内成员的道德素质，也可以说。如果我们身边没有海瑞精神、有血有肉管理人员以身作则，一套条条框框的监督制度能够有生命力吗？诚实、正值的价值观能够有效传递吗？所以说，弘扬海瑞精神非但不是忽略监管制度的建设，特别在制度建设之处，如果没有海瑞式人物通过杀鸡用牛刀的方式来贯彻执行，这套制度就真的很难确立，最终也会流于空文。包括新加坡、香港反腐制度执行初期遇到强大阻力，如果不是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时任港督麦理浩面对阻力采用霹雳手段，新加坡、香港的反腐制度也可能毁于一旦。

反过来讲，如果这套制度不能持续培养海瑞精神的人物，同时让海瑞精神成为成为一种普遍精神这套制度就不可能具备长久的生命力。有人可能认为，让海瑞精神变成一种普遍精神，这是一种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如今的香港市民，最起码在反腐这件事上，似乎个个都是“海瑞”！媒体报道，某人坐出租车，与司机聊起刚刚向别人行贿的经历，结果这位司机调转车头，直接把他拉到了廉政公署。香港城市大学的老师向廉署举报举报来自内地武汉女博士生陈静贿赂老师，陈静因此被判监禁6个月和一万元充公。2009年，一名来港定居的内地妇女在被分配了一个公屋单位后，写信给房屋署的一名助理文书主任表示感谢。她在信封里夹了一张100元的港币，让这名主任“买水果吃”，结果也被判入狱3个月。我们发现，我们仔细分析这套高效的反腐机制能持续良性运转的最显著表象是：香港普通市民在反腐败这个问题个个都变成“海瑞”！这里不是说，香港普通市民素质就一定很高，如果香港普通市民素质都很高，就不会受到蛊惑，搞什么损人不利己的“占中”。一套制度之所以成功，就是能让大部分人不但自觉遵守，而且对违反这套制度的人能形成“人人喊打”的局面。确立遵守这套制度并不需要太高的道德要求的氛围，而是在这个群体当中“从众”的、没有太多阻力的自然行为，就像现在香港市民揭发腐败行为，同样也像海瑞治理下的属地，老百姓告发身边的腐败也成了自热而然的行为。正如我们经常打比方，“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很勇敢，也就是说，还是新加坡李光耀，还是当时港督麦理浩，还有很多很多反腐制度的建设者和执行者，都必须有海瑞承压能力、铁腕和正气。但这套制度确立之后，我们很多人发现我们不需要具备海瑞的承压能力和铁腕，但同样会充满类似海瑞般的“正能量”。

海瑞冒死谏言皇帝，也不是海瑞“一根筋”的“标新立异”。海瑞的一个恩师是被誉为“嘉靖四忠”之一、曾任任广东按察副使兼管海南岛的防务顾可久，顾可久先是冒死上疏劝谏武宗皇帝被“廷杖”四十，后来又再度冒死劝谏世宗皇帝（即嘉靖皇帝）再次“廷杖”。海瑞另外一个恩师、官至户部左侍郎唐胄（海口攀丹村人）同样因冒死上疏，被嘉靖关进监牢。海瑞的姑父是官至江西布政司右参政的郑廷鹄（琼山府城镇甘蔗园人），史载“廉政有威，诸生佩服”。琼山府城城南的进士、官至工部郎中吴会期也是海瑞的恩师，因拒绝当时奸相严嵩的拉拢而辞官。明代兵部尚书林温同也是海瑞的恩师，为官清廉，告老回乡后连座宅第都没有住在一座旧祠堂里直到过世。海瑞的良师益友当中，耿直清廉的明代名臣太多太多，绝不是我们很多人想当然认为的海瑞是孤独的“历史个例”，海瑞反腐的制度建设也不是他一个人空想出来的，而是凝聚着很多影响海瑞及历史名臣的智慧和正气。

李长茂：《中外管理》杂志社新媒体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