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昌女人忍辱负重

　很多人写文章赞扬文昌女人，说文昌女人不仅贤惠勤劳，聪明可爱，而且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根据我在文昌城乡的所见所闻，感到的确是这样。例如，文昌很多下南洋的华侨华人后来在海外都娶了第二个老婆，留在家乡奉献一生的文昌女人大多数都从一而终，没有再嫁。对于丈夫这种受社会环境影响而不忠婚姻誓约的行为，文昌女人普遍作了忍辱负重的选择。

　　旧时代文昌女人的刻苦自律跟男人的约束（也就是社会风气）有很大的关系。

　　远的不说，单说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随着外界信息的增多，文昌人的眼界也越来越宽。于是有更多的文昌人去南洋谋生。

　　但是，几乎所有结了婚的文昌男人都不带妻子一起前往南洋。

　　这是为什么？

　　新加坡史学家马克莱研究新加坡华侨现象之后指出：“1837年以前，从无华人女姓由中国到新加坡。”

　　对于新加坡而言，1837年是华侨男女分界线。

　　咱们回到前面的问题上去——结了婚的文昌男人为何不带妻子一起前往南洋？

　　有学者认为，早些时候，文昌男人到南洋谋生不是为了“落地生根”，他们的目的只是出去赚钱而已，赚到钱之后，已婚男子返乡买地盖房屋，与家人团聚;未婚男子有了积蓄，也是要返回家乡的，他们一般愿意在家乡成家立业。而且，男人们出去闯荡，大多从事妇女难以胜任的繁重的体力劳动，且薪傣微薄，养不起太多人。所以，已婚男子不带家眷，未婚青年不带女朋友。

在本人看来，这种说法是片面的。

　　这些学者只看到一些表面现象。

　　到达国外的文昌人的确吃了不少苦头，但是国外的生活并不比国内艰难。而且，他们的收入也比国内高得多。在挣到钱之后，已婚男子完全有条件把老婆孩子接到身边去，但是没有一个已婚男子把老婆孩子接到国外居住，他们似乎宁可让贤良的妻子守活寡（名义上是照顾老人，操持家务）。这又是为什么？

　　yunsheng0001网友说：“文昌女人温柔、贤惠、朴素、孝顺、善良、漂亮、善解人意，不等老婆则罢，等老婆一定要等文昌女人。”羊山民谣唱到：海南女子“卖米不卖升，嫖嘴不嫖身。”文昌女人就是这样。你可以跟她开很庸俗的玩笑，但上床就另当别论了。

　　既然文昌女人这么好，那些男人为何残忍地把老婆丢在国内，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不再见面？

　　民国时期，出境自由。农民和渔民不需持有护照，随便坐个船就可以出国。有的渔民驾驶着自己的帆船就可以在东南亚一带周游列国，也不用担心会被别国的军警抓起来关进牢房（108兄弟公是个例外）。

　　有人说，海上有台风，坐船有风险，女子出海不安全。可是，渔民自己懂得避风，除了渔船，当时海上还有商船。商船是可以搭乘顾客的。

　　在这种情况下，1837年之前，为什么没有妇女出国？

　　我注意到，文昌很多未婚男子挣到钱之后，并没有回乡娶亲，他们大多娶了当地女子或当地出生的华侨女子为妻。

　　文昌女子为什么自己不去出国寻夫？她们究竟何时加入了移民队伍？

　　本人多次前往文昌寻找文昌女人不出国的答案，终于找到了一个答案。

答案在图书馆里有。

原来，在19世纪，满清政府禁止妇女出国！

　　这，就是1837年以前“从无华人女姓由中国到新加坡”的根本原因。

　　官府下了禁令，民间自然不敢违抗。而且，官府的禁令还深得民心。因为，海南民间担心妇女出国卖淫，老百姓普遍认为妇女出国不宜。

　　陈序经在随笔集《珠崖篇》中讲述了海南妇女不能出国以及在海外的海南人只能娶当地女子或广州潮州等地华侨女子的真正原因——担心妇女出国操持不正当职业。

　　而且，在国外的海南人（当然包括文昌人）不仅自己不带家眷，还强烈反对别人带家眷到东南亚。

陈序经在手稿中说：“我记得少年在新加坡，曾看到有人从海南乡间带妻女到新加坡，一上岸就被一些新加坡海南青年殴打，结果是不得不乘原船回去。”

陈序经说，一个海南人如果一定要带海南的妻子到东南亚，比方说新加坡，他就得请警察保护才能上岸，要提防随时随地可能挨打。“这样，就使海南人侨居东南亚的，不敢从海南岛带妇女到这个地区。”

中国妇女去南洋的禁令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解除的。

　　从1904年开始，文昌女子可以到国外与丈夫同居了。一些在南洋生活可以过得去的人，便纷纷回乡携带老婆孩子到南洋去共同生活。不少家庭贫困的女子也春心萌动，开始想方设法嫁去南洋。这样，就出现了许多“过埠新娘”。

　　文昌女子的爱情和命运自此发生了根本的改观。

　　打渔船当然是不给女子上去的，但是往来东南亚的交通运输船是可以上的。民国时期，海南人掌握着海上运输线，航运非常方便。

　　我在海口见过一位专门研究海南华人的法国女学者克劳典苏尔梦，她和迈拉西哈特在其撰写的论文《巴厘岛的海南人》中说，马来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再版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作者宋翁相认为，直到20世纪初期，海南妇女才准移居国外。据说，第一批跟随丈夫出去的海南姑娘，必须先到香港，把自己装扮成广州人，以免被人察觉。但据广东科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琼海县志》记载，早在1859年，海南地方戏团已在东南亚访问演出，一些男女演员便居留在了当地。

　　据记载，文昌县锦山罗民村的韩金兰，是第一位到泰国同丈夫定居的海南妇女，她出生于1883年，1902年20岁时嫁给锦山桥头村的黄运得，婚后几个月丈夫到泰国谋生，1913年到曼谷。

克劳典苏尔梦和迈拉西哈特所说的广东科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琼海县志》记载的海南地方戏团，是琼海县民间琼剧团“凤兰班”。

　　1860年，琼海县民间琼剧团“凤兰班”的名旦李凤兰，完成出访南洋演出后，留居南洋立班演出。李凤兰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出洋定居的琼海女子，应该也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出洋定居的海南女姓。

陈序经认为，海南人打破不准带妇女到东南亚禁例的时间是1920年或1920年以后。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

文昌女人出国之后，往往也是家庭产生裂痕之时。

　　很多已经在海南娶妻生子的人，一旦到了国外，都娶了第二个，甚至第三个老婆。那些好不容易获得海外居留权的海南妇女到国外后看到丈夫娶了第二位妻子，并且很难与之融洽相处，便生气地打道回府。

　　克劳典苏尔梦告诉我，琼山县的庞家兴有三位妻子，一在海南，一在越南，一在泰国。海南妻子为庞家兴生了三个儿子，其中两子早夭。老二庞兴泰成年后在海南与印尼先后娶了两个妻子。海南妻子抗战开始后到印尼与庞兴泰团圆，发现与庞兴泰的印尼妻子格格不入，才待了几个月，便冒着战火返回海南，再也不与丈夫来往。直到1975年去世，也没去过印尼。

　　妇女出洋禁令一开，一些在南洋开工厂、开食店、开商店、开橡胶园的琼籍华侨便认为，应该让家乡的妇女来帮忙照管生意，她们来的时候，还可以顺带一些要好的姐妹（海南人往往把朋友叫做姐妹）来打工。

文昌县会文镇伟昌村的林熙鸿是马来西亚华人，他以建筑业起家，历任星马琼联会主席、雪兰莪琼州会馆主席兼建筑董事长，并被选为雪州市议员、马来西亚上议院议员，兼市政府咨询委员及政治各部委员等职。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马来西亚修铁路，英国铁道大臣赐权，由林熙鸿掌管新马所有火车站的旅店和酒吧。拿到这个授权，林熙鸿在海南大量招收员工。这个消息传开后，会文人大批涌向马来西亚，只要有手有脚，无论男女，林熙鸿来者不拒，林氏宗亲更加优待。所以，当时很多会文人在铁路沿线的火车站捧上了铁饭碗。

　　白延西林村的林豪英、林天涛父子是印尼华侨，民国时期，林家在婆罗洲加里曼丹办了个很大的商行，名为“泰兴”号，共有20多间分店，遍布印尼全国，还在香港、新加坡等设有联络点。他们喜欢聘用文昌人做工，认为乡亲勤劳可靠。乡亲们想去印尼，但没有路费，他们父子便先后多次亲自返回村里介绍他们在国外的生意和用工情况，村里许多人跟着他们去印尼做工。白延西林村仅有28户人家，出洋的竟然有18户，如今全都在印尼站稳了脚跟。

　　国内的政治局势越来越糟，农村凋敝，民生艰难，到南洋的男人女人越来越多。

　　女人们不仅成为男人们事业上的好帮手，而且由于生活条件改善了，在异国他乡可以随意生儿育女，于是大量繁衍后代。据官方统计，这时东南亚各国琼侨的男女比率也发生了根本变化：1931年，马来西亚琼侨每千名男性与女性的比率是151人;1947年每千名男性与女性的比率增至554人。抗战结束的时候，新加坡的花旗山居住着80多户人家，98%是琼侨，当地人都称之为“海南村”。而在20世纪30年代初，这个村的男女人口比，85人中只有5位是女性。

　　最初，由于中国清朝政府禁止平民妇女出洋，漂洋过海前来新加坡打工的海南华侨青年只能返乡成亲或与当地外族及土生华族女子结婚。1904年，妇女出洋禁令解除后，大量华侨将家眷子女接到新加坡团聚，华族男女比例渐趋均衡，华族社会更加和谐。由于来自海南的移民增多，在牛车水市区形成了密驼律、巴米土街、佘街等三条海南街。

　　大概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文昌人得到一个令他们异常惊喜的消息：英国政府为了鼓励中国男人把“唐山”妻子叫来新加坡定居，出台了10名妇女可带1名男人入境的规定，于是大量“海南婆”便携儿带女来新加坡和丈夫团聚。花旗山“海南村”的妇女也不断增多，据统计，那时34岁至45岁以上的育龄妇女有30多人，13岁以下的少年儿童达120多人。1946年，“海南村”办起了一间益群学校，80多位少儿有机会入学接受西式教育。

　　海南省外事侨务办公室编印的资料显示，1947年，海南人旅居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有15万多人，泰国3.5万多人，越南5万人，印度尼西亚和婆罗洲3万人，其他地区2万人，合计近29万人。

　　因为各种原因留在家乡的文昌女子和移民国外的文昌女子，在人生的道路上自此拉开了巨大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