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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锡仁,1948年生人,祖籍河南沁阳,汉族,海南大学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海南省优秀专家,知名社会活动家,曾任海南大学教务长、社会科学部主任,主要社会兼职为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共海南省委决策咨询小组成员等。
老子的“道”是宇宙的总根源,它生育万物。这个生和育的过程,即是其外在化的过程。老子说:“孔德之容,唯道是从。”(21章)“道”是本性,“德”是功用,功用依赖本体,“德”来自于“道”,又归结为“道”,“德”是“道”外在化的结果和体现。
“道”外在化为“德”,“德”体现和代表了社会、人和人的认识的最高原则。而这个“德”与社会、人和人的认识各具体领域的“德”又是不同的。具体领域的“德”,受制于“道”结构的复归本性,又必然向总“德”回归,所以老子又称这个总体上的“德”为“孔德”、“玄德”,“德”的最后发展,又复归于“道”自身,“玄德”在现实尘世中,就是“道”的体现者。
“道”外在化而形成的这一多层次的结构,进一步充实了“道”体系,使其一方面呈现出丰富多样性,另方面又使本来思辨抽象的结构,带上了伦理化道德化的特征。
如果说“道”的内在结构还停留在抽象的思辨领域,那么,其外在化的“德“则已完全驶入到具体实用的现实中了。
“德”在社会领域里表现为“无为而治”、“小国寡民”的理想原则。
老子所处的时代,是大有作为的时代,弑君夺室,君臣易位,你争我夺,互相攻伐,平民造反,奴隶暴动,旧制度在崩毁,新制度在创建,整个社会处于摇动之中。
老子看到了这一现实,他认为这动荡不安完全是“有为”的结果,“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57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75章)。
因而他主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57章)“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3章)只有无为无知无欲,天下才能不争,国家才安宁。
何以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德”的原则,从而达到“道”的要求。所以老子又说: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然后乃至大顺”(65章)。
既然有为有欲是灾祸的根源,“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46章),同时又违反“玄德”,那么,就必须去智去欲,实行愚民政策。
既然社会的变革带来了社会的不安动乱,那么,就应该否定这一变革。
在这一思想支配下,老子提出了他的最高社会理想:
“
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80章)
”
这是一种没有礼、没有法、没有战争、也没有文化的原始社会。老子认为,这样的社会才是最完满的社会,它无矛盾,不发展,无是非,可以保持“常德”。老子“道”学说全部旨趣在于追求复归,这种“小国寡民”的原始状态的幻想,正与“道”的精神相合。
“德”体现在人自身,形成消极遁世、无所作为的人生态度。
在老子眼里,社会的不幸来自于人们有为有欲,而有为有欲就证明人性道德的丟弃,人性道德丧失的原因还因为仁义所致。因此,老子不光谴责社会变革,主张回到原始古代去,而且,还把有为有欲与礼义裹在一起,猛烈抨击: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18章)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38章)
事物总有二重性。人类在文明形态上的每一种进步,都总伴随着原始道德与纯朴人性的进一步堕落。所以老子主张,对人性最基本的拯救,就是彻底地放弃对智慧、礼义道德和社会物质文明的追求,而回归于原始纯朴无知无欲的人性中去,“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
请不要争多论少,应该“报怨以德”;请不必有知有欲,而应该“无为”、“无欲”;请不要计较荣辱得失,而应该“知其白,守其辱”;请不要有所作为,而应该“不敢为天下先”;什么改良进步,什么正确错误,统统是虚假的,不真实的,甚至连自己的肉体都可以忘记。总之,应该“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与世无争,超然脱俗,“专气致柔”,无知无欲,无为不争,如同初生的“婴儿”、“赤子”。
果然如此,真正的人性才算保持住了,也才算符合于“道”和“德”的最高境界。这种人性复归的妙用原来如此啊!
“德”在思维认识领域中形成“静观”、“玄览”的唯理论方法。
人生的目的是要保持“德”和“道”,社会的最高理想也是追求“玄德”、“大道”。那么,在现实社会里怎么去认识它呢?
在对“德”和“道”的认识追求中,老子区别了“为学”与“为道”的界限。老子认为,“为学者日益”。就是说,对外部世界的学习就会知识越来越多;而这与“为道”是不同的。“为道者日损”。追求“道”就应该放弃这些知识,“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
老子所注重的是“为道”而不是“为学”。因为在他看来,“为学”就会增加知识,有知有欲,必然妨害“为道”。因此他主张“绝圣弃知,民利百倍”,“绝学无忧”(19章)。
为要排除“为学”,不受人们对外部事物认识的干扰,老子主张人的内心要保持清静无杂的状态,不受外界事物的侵袭,“守静笃”、“致虚极”。做到了这一点,再进行“玄览”就能认识“道”,把握“道”。可见,老子的“为道”是一种内省体验的神秘方法。
老子认为,一个人生来就有他的“德”,但由于他受外部知识的干扰,后来就把“德”丧失了。因此,要使人实现“德”,必须使人像方生之初那样,“含德之厚,比于赤子”(55章),保持无知无欲的混沌柔弱状态。
外部世界有其偶然性和表面性,人的知识应该透过这些表面和偶然,去把握其本质和必然,而不应该在观察认识中带上主观偏见。老子认识到这种偏见的害处,却不能正确处理它。
老子从“道”学说的总原则出发,干脆排除对外部的认识,只依靠内省的体察,从而彻底扔掉了感觉经验,把人的认识引向反感觉反经验的唯理论神秘一途。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47章)。
老子的这段著名文字,正表达了他的上述原则。
“道”学说内在结构本身,就具有舍外求内、追求复归的特性,而“道”学说外在化于认识领域,也必然要否定外部直观,只承认内心体验。知是什么?它并不是“道”的本来面目,不知才是婴儿般的混沌,才符合“道”的本性,“知不知,上,不知知,病”(71章)。不知就是最大的知。这种求知的方法与“道”的逻辑似无不同。
如上文所述,我们看到,“道”外在化为“德”,“德”又体现在各个具体领域:在社会方面,表现为追求“小国寡民”的无为而治;在人本身上,表现为无欲不争的消极遁世;在人的知识方面,表现为“弃圣绝知”的“静观”“玄览”。社会、人、人的认识三者,作为“德”的三个侧面,其最高境界的实现亦即“玄德”的完成。从而“玄德”亦即“道”,这从由出发的“德”又复归于“道”本身。
可见,“道”外在化为“德”。进而分散于各个具体领域,“道”并没有万事大吉,撒手不管了。相反,“道”本性始终关注着外在化之后的具体运动,并严格地控制约束着这多样的运动。不是具体事物各行其是,也不是“道”与万物众叛亲离,恰恰相反,它们受母体血液的影响,密切相连,不可分离。它们是统一的。
“道”外在化为“德”,“德”又分散于各个方面,各个具体方面又回归于“德”,“德”又复归于“道”。“道”与“德”不是对立的,分离的,“德”产生于“道”,服从于“道”,又归结为“道”。
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严密的逻辑系统。一个多层次的循环运动,如此生生不息,永不休止。老子把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本身三者归一地规范在其“道”整体学说中了。